對于曹勛的疑問，郭康也不算太意外。
對紫帳汗國的眾人來說，埃及這地方，大概有兩個最明顯的特征。
首先，當然是富庶。
尼羅河是條非常特殊的河流，它每年都會在固定時期泛濫。河水泛濫的時間，正好和作物生長的周期對應。
收割完之后，河水會淹沒周圍的農田，然后在固定的時間退去，在農田上留下一層肥沃的淤泥。之后的時間，河水會非常安穩，人們可以返回田野，重新進行下一輪耕作。
由于這種得天獨厚的條件，埃及人早早就進入了農業社會。尼羅河兩岸，也因此成了世界上最富庶的地區。
——這個“富庶”，不是當今所在的中世紀晚期，地中海世界各個文明，農業相互“比爛”的結果，而是實打實的贊美。
實際上，直到郭康前世所在的21世紀，地球上糧食單產最高的地方，既不在農業科技十分發達、土地肥沃的西半球某大國，也不在種了幾千年地、把精耕細作玩出花的東半球某大國，而依然在科技和工業十分落后的尼羅河流域。
這還是阿斯旺大壩修建之后，尼羅河已經不再定期泛濫時的成績。
尼羅河就像一位勤勤懇懇的母親，每年親自送來一次肥料，在田間鋪好，淹死掉雜草，淘洗走鹽堿，幾千年如一日地維護這片土地。
周期性的泛濫，讓埃及人產生了對應的宗教，崇拜死后的新生。他們也發展出了天文學，用以確定歷法，判斷尼羅河泛濫的時間。
而這些宗教中所畏懼的，河流帶來的“災禍”，在紫帳眾人看起來可能都不值一提，因為基本上也就是泛濫來的不怎么準時，或者帶來的淤泥沒這么多。
雖然也會造成一些麻煩，但和某些不知道為什么也被稱為“母親”的暴力河流比起來，實在是太溫柔了。
而第二點，就是戰斗力堪憂。
一般來說，有些名聲的文明，都有自己的高光期。在這種時期，不僅文明發達，武力往往也很強勢。
比如經常被大家嫌棄的波斯，實際上也不止一次強大過。薩珊波斯王朝在瓦解之前，也是個向東滅了貴霜、向西想吞并羅馬的大國。只不過他們不知為何，總是在關鍵時候掉鏈子，才給人兵弱不堪戰的印象。
而埃及人的問題是，以中世紀時期，大家的認知，找不到他們的這種“高光時刻”。
郭康自己倒是清楚，在很久很久以前，埃及也確實強盛過。問題是，比起歐洲民間故事里常用的時間開頭，這個“很久很久”，實在久遠的過頭了。
這會兒的埃及人，只能根據金字塔等遺跡，判斷這里有個古時候的文明。至于它到底是什么來龍去脈，和現在的人有什么關系，大家是完全沒數的。
這些埃及人并不知道，這里曾經有過圖特摩斯和拉美西斯。要到近現代考古發展完善之后，這些事情才被大家知曉。郭康不是專業的考古學家，也沒法靠一己之力去發掘和識別那些重要的碑文。靠他的力量，顯然是沒法改變這一點的。
而這種事情，仔細想來，甚至不能苛責埃及人。
他在塞里斯文化的影響下，待了太久，把很多稀罕的事情，看得習以為常了。但接觸多了其他文明，就會發現，很多“常識”，才是反常識的。
實際上，遺忘過去的歷史，才是最普遍的現象。誰要是沒忘，反而是獨特的個例。
旁邊的波斯人，同樣搞不清亞歷山大之前的歷史，只是虛構了傳說中的俾什達迪王朝和凱揚王朝，來補全薩珊王朝之前的空缺。而他們已經屬于“還編的出來神話和史詩”這一檔，其他大部分文明，連編故事都編不到這種時候。
這個世界，歷史稍微有序一些的，也就剩塞里斯和希臘了。
雖然大家經常嘲笑希臘人亂寫故事，還懷疑其他人為什么煞有介事地當回事，但俗話說，“人比人，氣死人”。真要是和其他文明橫向對比，荷馬等人的故事已經算是比較靠譜的了。
希臘人至少知道，古典時代之前，發生過多利安人的入侵。他們記得這次入侵摧毀了包括邁錫尼在內的大部分城邦，只有雅典等少數幾個地方幸存了下來。面對已經不是荷馬史詩里那個“斯巴達”的斯巴達人，雅典人還一直因此自豪。
雖然這個記憶也不見得準確，但在公元前1000年這個時間段，對于歷史還有大體的印象，已經是非常了不得的成就了。整個世界，恐怕都找不出第三家來。
這也是為什么后世會有“言必稱希臘”的狀況——這也是沒辦法的，因為除了希臘之外，確實也沒什么好談的了……
而埃及人的境遇，比其他人還要更慘一些。
他們連自己到底是什么人，認知都是混亂的。
大部分埃及人自認為自己是阿拉伯人，覺得自己是當年大征服時代之后，阿拉伯移民的后代。而那些自認土著居民的，大多是還信奉早期基督教會的科普特人。兩者之間信仰不同，也一直有隔閡。
但郭康那個時代，人們通過現代技術研究，卻發現之后的埃及人，確實就是遠古埃及人的后代。
在世界大部分文明地區，當地人的血統是非常難改變的。外來征服者的人數太少，不足以造成明顯的影響。所以，后世的土耳其人，依然是古時候的小亞人，不是突厥人；后世的埃及人，也依然是古時候的埃及人，不是阿拉伯人。
當然，這兩邊對此的態度，倒是差別很大。土耳其人明顯不太想承認這個結果，但不少埃及人卻發生了動搖。
原因也不難理解：土耳其人不太想改變自己的認同；但埃及人總覺得教友們就會坑害自己，對于“阿拉伯民族”的認同產生了不少抵觸情緒，證據一來，自然也就樂意接受了。
雖然都號稱是基于血緣的族群，但這種認同很顯然并不總是基于血緣。或者說，大家只是靈活地采用血緣作為證據。認清了這點，也就能理解埃及人的想法了。
而這個還沒有分子生物學的時代，普通埃及人怎么辨析自己的血統呢？其實也很簡單，因為根本不需要。
上層阿拉伯人，把這里所有從事耕種的人，統稱為“費拉”。
血統和文化的區分，在這里遠沒有后人想的那么重要，甚至可能是毫無意義的。
尼羅河水流淌了數千年，這里的人也耕種了數千年。長久的歷史中，有些人波斯化了，產生了“奈魯茲節”；有些人希臘化了，走進了亞歷山大里亞；有些人羅馬化了，制作出了穿著軍團士兵鎧甲的阿努比斯雕像；還有些人阿拉伯化了，開始使用阿拉伯人的語言。
但這里來來去去的統治者，恐怕并不怎么關心這些“細碎瑣事”。因為不管用什么文化，費拉依然是費拉，基本不會被允許參加軍隊，更不可能進入高層。
他們只需要承擔賦稅和勞役，像尼羅河邊的蘆葦原上，那些一年一枯榮的葦草。無論死去多少，都會重新長出來。
說白了，誰會關心蘆葦的血統、文化和自我認知呢？
所以，當年的埃及人，對于政權更迭、宗教替換的冷感和麻木，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而更悲慘的是，埃及人的戰斗力，確實和別人對他們的刻板印象一樣的糟糕。
漢朝的農夫，一樣以“韭菜”和“雞”自嘲。但了解歷史的人都清楚，這些人真的有足夠的行動能力，既不怎么“韭菜”，也不“雞”，反而一不留神就會給肉食者一個大“驚喜”。而縱觀埃及歷史，這些埃及人是真的從來沒做到過。
其他的事情還好說，總是打不過人家，那就真的沒辦法了。
到最后，歐洲的學者甚至提出了一套理論，認為埃及的狀況，就是文明發展的終點。所有文明都會由生機勃勃的時代走向興盛，再喪失生命力，走向衰落和平庸。這種死水一般的沉寂狀態，就以埃及人為典型代表。
這個理論本身，是沒有多大價值的，因為它也是典型的“夏蟲不可語冰”的產物。研究者可能沒見過衰落和興盛周期更替的現象，所以想當然地把這種“一次性”文明當成了常態。
不過話說回來，雖然塞里斯人自己，一直把“周期律”當做一個詛咒似的規則，總想從里頭跳出來，但對絕大多數文明來說，這東西應該叫祝福才對。
——沒有幾個文明能幸運到居然還有多個周期。就算比較強大的，往往也就是撐兩個匯合就走向覆滅。而絕大多數，連“興盛期”都不存在，就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了。從他們的角度看，塞里斯人抱怨和擔憂周期律，屬于站著說話不腰疼的行為……
而埃及人，他們已經慘到從名詞變成形容詞了。
在塞里斯，這種情況說實話很少見，郭康想了半天，感覺可能也就大宋有這個潛力。他們形容希臘、安達盧西亞之類的國家，會委婉地說對方“有類大宋”。或許，“很宋”將來也會成為一個形容詞吧……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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