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康也不是盲目自大。因為在當今，汗廷并不是沒有對他們設防。
就像安排莫斯科監管其他各國一樣，在北方，汗廷借助與諾夫哥羅德的合作，實際上也在鉗制莫斯科的勢力。
諾夫哥羅德共和國位于大陸最北方，城市就坐落于沃爾霍夫河上。沿河向北，是巨大的拉多加湖，再從湖里順涅瓦河出來，就能進入芬蘭灣。
諾夫哥羅德的土地很貧瘠，雖然看起來很廣大，但大部分都是臨近北冰洋的荒無人煙之地，糧食很匱乏。但由于城市位于北海和羅斯兩大商業圈之間，水運便利，因此商業發達，成了城市的支柱。
橫貫歐陸南北的商路，歷史十分悠久，比這里絕大部分的文明本身，都還要久遠。
波羅的海周圍盛產琥珀，于是，在歐洲的史前時代，商人們就開始采集、運輸這些寶石，賣到能夠獲利更多的南方。埃及法老圖坦卡蒙的墓葬里，就發現過波羅的海琥珀。希臘人在德爾菲的阿波羅神廟，也一直用這種寶物作為祭品。
后來，皇帝尼祿派人探查這些東西的來源，摸清了商路的走向。后人則用“琥珀之路”來為其命名。
相比途徑日耳曼尼亞的近路，羅斯地區的商路要晚很多，但隨著這里的發展，商業也興盛起來。
可能也是因為如此，和其他各公國不同，諾夫哥羅德是個不那么“羅斯”的城邦國家。
在幾百年前，時任大公打敗了仗，被市民趁勢廢黜，此后，這里就沒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大公。國家的權力掌握在被稱為“維徹”的市民大會手中，實際長官是商人和市民選出的市長。
城里確實還有擔任大公的貴族，但已經是雇傭制了。只是因為在這個時代，當地最能打的確實是這些貴族，所以才留下很多遺存。不過，只有遇到戰爭時，他才有比較大的權力，而平時只是個衛戍部隊的首領，受到很大制約。
有些比較能打、威望很高的大公，可以擔任的長一些，話語權也相對比較大。但如果只是一般水平的大公，甚至得依靠簽訂合同，來確保自己的合法權力。
在外交上，由于緊鄰波羅的海，諾夫哥羅德與漢薩同盟關系密切，是同盟的重要成員。同盟商人在東歐最大的商站，就位于這里。各方經常進行基于共同商業利益的合作，所以十分熟絡。
可以說，無論制度、國家關系還是文化上，這里都更接近西北歐，而不是大陸腹地的其他羅斯國家。
和大汗的鐵桿狗腿子莫斯科相比，這兩個國家，幾乎代表了羅斯人截然不同的兩個反面。
他倆的矛盾，也一直延續到了很久之后。
在郭康的世界，諾夫哥羅德最終因為軍事失敗被莫斯科征服，但“向歐洲”還是“向蒙古”的分歧始終沒有消失，而是長期扎根在羅斯文明的核心之中。直到他生活的時代，這兩種趨向帶來的撕裂感，依然困擾著羅斯人。
諾夫哥羅德與莫斯科，繼任者圣彼得堡與莫斯科，皇帝與沙皇，歐洲與亞洲，西化與本土……這些成對的概念與象征，讓羅斯文化呈現出一種與眾不同的特色。
當然，在這個時代，諾夫哥羅德的商人大概率不會把莫斯科土地主當自己人。
實際上，諾夫哥羅德就是制衡莫斯科的重要力量。汗廷對于中部各國缺乏控制力量，但在最北的諾夫哥羅德，自從南北戰爭之后，反而一直派駐了總督和軍隊。
因為在當地人看來，只要不耽誤他們做生意賺錢，誰來管軍隊都差不多。所謂總督，不過就是原來大公的替代者。
商業發達的副作用，是水陸盜匪多如牛毛，每年共和國都要投入大量錢財，招募傭兵護送商隊，掃除匪徒。再加上西南的立陶宛和東南的莫斯科都覬覦共和國的財富，必要的安保是必不可少的，否則，很可能落得個有命賺錢、沒命花錢的結局。
一切服務，都要付出合適的價格。又想省錢，又想獲得好服務，確實不太現實。如果想壓低商業上的價格，就得在政治和外交上增加砝碼。這一點，他們是很清楚的。
南北戰爭結束后，諾夫哥羅德急于擺脫嫌疑，同時也要做好準備，應對羅斯地區權力大洗牌帶來的沖擊。
雖然地處遙遠的北方，當年連拔都的大軍，都沒能到達此地，但現在的問題是，紫帳汗國控制了至關重要的商路。
敏銳的商人和政治家已經可以發現，和以往的東羅馬王朝不同，紫帳汗國更熱衷于沿著商路進行擴張。
在介入格魯吉亞，還派兵攻入伏爾加河流域之后，他們已經直接與波斯地區接壤，控制了穿過高加索和南俄草原的要道——這里也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從保加爾汗國到金帳汗國，當年都是借助控制這里的商路交匯地，富裕起來的。
雖然草原絲綢之路的東段始終沒有打通，但靠著目前波斯、東地中海、羅斯、北海四個區域，已經能組織起相當大規模的貿易。其中關鍵的幾段，都被紫帳汗國控制在手里。
如果得罪了他們，那不用紫帳汗廷自己動手，莫斯科之類的狗腿子們，就會截斷共和國的貿易網絡，讓商人們陷入破產的境地——大家都懷疑，他們早就想這么干了。
所以，現在諾夫哥羅德共和國需要尋找新的方式，才能讓自己擺脫窘境。
商人們不希望付太多的錢，但必要的籌碼總是必須要給的。既然如此，不如把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主權轉讓出去。特殊的位置，使得它們完全可以賣一個好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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