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康的發言，倒是沒有讓眾人太意外。脫歡忍不住笑了幾聲，狄奧多拉則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至于喬安娜，她漢語水平似乎還不夠理解這個詞，一時沒有什么反應。
“你們怎么叫都行……”伊蓮娜夫人也有些迷糊，繼續說道：“總之，那之后，大家就一直用著這套法律。但到我曾祖父的時候，它已經很過時了。”
“蒙古時代開始之后，羅斯各國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從諾斯人風格，變成了草原人風格。在梁贊，這種改變尤其明顯。因為地理位置的原因，梁贊領地內有很多草原上遷徙來的人，保加爾人、欽察人都有。這些人并不習慣北歐式的管理，讓混亂的情況更加嚴重。”
“所以，他就請來了一位希臘法學家，希望參考羅馬法律，制定一部《萬民法》，管理所有居民。在他們的努力下，最后編成了梁贊自己的法典。”
“我看您一直在強調這個。它的影響很大么？”脫歡問。
“它本身畢竟只是一部文獻，但關鍵的地方在于，希臘人的法律思想，給我們提供了很多非常值得借鑒的思路。”伊蓮娜夫人說：“比如，法學家們不僅帶來了法律，還教會了我們統治的藝術。他們用淺顯的方式，教育我們統治的邏輯，和法律的本質。現在回顧下，這些思想，我覺得才是最寶貴的。”
“希臘人告訴我們，法律的要訣在于‘使糾紛有法可依，使罪行有刑可罰，以言談而非武器來判斷對錯’。整部法典都是圍繞這三個目的展開。法典必須公開，讓需要的都能查閱和引用，而且需要以強力手段嚴格維持，以維持公國內的秩序。”
“統治的要訣，則在于‘你效忠我，我保護你’。這句話直到現在，都是我們相信的執政準則。”
“這就是典型的封建職責吧。”脫歡評價道。
“確實是這樣。”伊蓮娜夫人點點頭，有些無奈：“不過說實話，在羅斯地區，這已經是很先進的管理方式了。”
“這倒是……”
“這個法律，讓我們的社會，有些像當年的法蘭克人。村莊中的人近乎農奴，而貴族的權力責任也比之前清晰了。不過我父親認為，這樣還是太落后，所以他又進行了很多新嘗試。”伊蓮娜夫人說：“我們的計劃，就是在這些成功嘗試之上進行的。”
“他是個精力旺盛，行事嚴苛的人。穩定了局勢之后，就一直設法把波雅爾們約束在都城，切斷他們和領地的聯系。領地的日常事務，交給了根基更淺的家臣和大富農，讓他們對田莊產業進行集中管理。”
“另外，他還對當地教區下手，迫使教會向王公繳稅。他統治了前后五十多年，所以梁贊現在的風氣……按我們這邊的說法，就是比較世俗，和其他公國不太一樣。當然，他們也沒少因此罵我們。”
郭康點了點頭。
得益于義母之前強迫他學習的各國基本常識，到這一步，他就已經有所印象了。因為伊蓮娜夫人的老爹，在這幾代羅斯人里，實在過于出名。
她所用的“嚴苛”這個詞，都過于委婉了。實際上，無論是梁贊的法律，還是她的父親，前任大公奧列格·梁贊斯基，最合適的形容詞都是“殘暴”。
梁贊的法律，嚴酷到了其他羅斯公國都看不下去的程度。旁邊的斯摩棱斯克人，把這部法律比喻為“以血寫成”。
梁贊內部形成了秩序，原因是大公以恐怖的暴力予以維持。梁贊法完全禁絕傳統的血親復仇，禁止武力解決糾紛。按照當地傳統，以械斗決高下的人，雙方全部處死。為此，當地的一些大族，都被迫選擇隱瞞仇恨，遇到沖突就優先以賠錢的方式互相妥協，免得雙方全都被殘暴的大公消滅掉。
整部法典充斥著這類血腥的規則。不止這個時代各地的羅斯人，連后世的羅斯學者們，都認定這部法律嚴酷到滅絕人性。后來，隨著秩序穩定，法律經過幾次修改之后，對于刑罰稍微溫和了些，但公國依然因為嚴刑峻法，在各地都很出名。
而奧列格大公就是運用殘暴手段的佼佼者。不僅如此，他還以狡猾聞名。他一直在羅斯各國、波蘭、立陶宛以及草原勢力之間，不斷反復，但各方都拿他沒什么辦法，連莫斯科和金帳汗國，都被他坑過。
對于國內，他設法用鐵腕手段，維持對基層的控制，削弱波雅爾們的勢力。
不僅如此，他還把手伸到了教會領地，通過介入水源、土地的管理，和糾紛的裁判，實質上架空了教會。甚至如伊蓮娜夫人所說，削弱了羅斯地區一直非常濃厚的宗教氛圍。
有文化的貴族們，十分畏懼他的機敏和致命，給他起了個“毒蛇”的外號。
不過，反常的是，在他的治理下，普通羅斯人的生活反而好轉了。
奧列格大公在位的五十多年間，推廣了更先進的耕作技術，讓公國每年收上來的糧食漲了三倍。而普通人的生活質量，并沒有因此下滑。
名義上，大部分農民都成了國家或者封君的農奴，被束縛在土地上。但農奴化之后，力役和兵役反而減輕了。而且，在新法律之下，稅收被明確固定下來，農民需要上繳的財物減少了很多。后來，公國還學會了建立救濟倉庫，用于在饑荒時期應急。
由于這些變化，雖然奧列格的統治方式血腥殘暴，但平民反而很歡迎他。大公對此也十分清楚，為了對付一些頑固的貴族，甚至會主動支持對方的領民進行反抗。平民對大公的信任和擁護，使得貴族更加虛弱。
在他治下，本來就不算強大的分封貴族，最后幾乎成了可替代品，隨時可能因為表現不合格，被冷酷而不講情面的大公撤換。
糧食產量提高之后，那些在之前的政治變動中，被統一管理的貴族土地上，開始種植亞麻、橄欖之類的經濟作物。這些新引進的集中管理方式，帶來了更多收入。再加上這里原本就有商路，使得國力更快提升，甚至有底氣叫板最強大的莫斯科了。
這些情況，都是頗為“反傳統”的。其他羅斯人驚訝地發現，梁贊農民居然有了主動提高生產的欲望，愿意為了爭取更多的報酬而進行勞動。
時間長了，當地的社會風氣也發生了改變。
斯摩棱斯克史書就形容說，梁贊人毫無幽默感，只知道沉迷工作之中，好像對他們來說錢比上帝還重要。而且，這些人不守安息日，甚至可鄙地派貴族向教會收稅。
連貴族們的生活方式，都被嚴刑峻法約束了。他們過著相對簡單的生活，最大的樂趣就是在首都市集上消費、顯擺。社會風氣變得尚武、推崇紀律、提倡簡樸，所有人都一板一眼，中規中矩地生活，不敢有出格的地方，生怕碰觸到了那部嚴苛的法典。
伊蓮娜夫人應該是認為，這種條件，對于推行新制度，是有好處的。而且，當地也確實有亟待解決的情況。
最大的問題，就是這套制度需要一個強力的統治機器來維持。但羅斯地區的文明基礎，沒法提供這么多高素質管理者。
奧列格大公以一己之力，強行把這套政策推行了半個世紀，但他去世后，卻出現了一個很傳統的羅斯難題：強人已逝，他的繼承人沒有同樣的能力了。
教士們在記錄時，一致認為，即位的費奧多爾繼承了父親的狡猾，卻缺乏對應的強力手腕。因此，他只能左支右絀，在各方支持者們的幫助下，勉強維持現狀，卻無法更有效地推動改革了。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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