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可是中華文明的象征，也是有著龍形器的出土，才讓古蜀文明，跟中華文明緊密的聯系在了一起。
看著眼前的青銅豬鼻龍形器，陳文哲有點感慨。
這應該跟紅山文化的玉豬龍有點相似，都是最早起，還沒有真正成型的中華龍。
這種器物呈圓管柱狀，有長鼻、長耳及獨角。
不過，專家推測主要用于建筑之上。
其他還有一些用在飾品之上的龍形器，比如一件銅龍形飾。
這件銅龍頭寬7.7厘米、殘高17.5厘米。
該器為b型銅龍形飾，銅龍大張其口，口中所鑄上下兩排圓孔表意“龍牙”，具有抽象化傾向；
其上吻向后勾卷，與龍角構型之勢貫通，龍角向前逸出，端部略向上提起急收，勁力內斂。
s形長眼融構于龍角形式中，并延伸至角端，耳郭寬大。
其整個造型與1號大型銅神樹圈座上的銅龍形象略似，但更富奇異荒誕之趣。
除此之外，有龍紋的三星堆出土文物還有不少，可以說龍紋、或者龍形器，是貫穿中華文明的重要之物。
也是有龍文化，才把中華民族、中華文明，串聯在了一起。
三星堆中的很多文物，也不可避免的有龍紋。
像是三號坑新出土的“堪稱國寶級器物”的“頂尊跪坐人像”。
這件尊很奇特，它從口部一直到肩部、腹部有好幾條龍形的紋飾。
以前大口尊上沒有這樣的附件，它可能是全中國唯一的一件，從來沒有出土過。
這個龍形的紋飾，跟一號神樹上一條從天而降的飛龍一樣。
還有，這個從器物的口部頭朝下，給人感覺是從天而下的一條龍。
龍身牛頭這樣一種怪獸，可以看出三星堆人思維很開闊，敢做敢想。
他們把牛和龍捏在一起，做了一件非常美的藝術品。
像這個頂尊跪坐人像，應該是平時擱在皇家的宗廟里祭祀時候用的。
此前，尤其是在1986年的發掘中，三星堆遺址的一號、二號坑出土了金、銅、玉、石、陶、貝、骨等珍貴文物近千件。
其中，青銅器類有龍形飾、龍柱形器、龍虎尊、神樹、立人像等龍紋、龍形器若干件。
約公元前6000年至約公元前2000年，即我國考古學上的新石器時代。
這一時期，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及遼河流域，各文化遺址出土了若干件原始的龍紋、龍形。
如遼省阜新查海興隆洼文化遺址，出土的距今達八千年的石砌龍和龍紋陶片。
西陜寶雞北首嶺仰韶文化遺址，出土距今近7000年的陶紋龍。
南河py西水坡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距今約6500年蚌砌龍。
徽省含山凌家灘文化遺址，出土的距今約5500年的玉凋龍。
內蒙赤峰、遼省遼西紅山文化遺址，出土的距今約5000年的玉凋龍。
西山襄汾陶寺龍山文化遺址，出土的距今約4500年的彩陶盤龍紋等。
這些原始的龍紋、龍形，與中華文明的起源至初成期相對應。
它們是中華文明起源，至初成期的參與者、見證者和標志者。
接下來，約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771年，即我國歷史上的夏、商、西周三代。
在這期間出土的青銅器、玉器等材質上，有了更多的龍紋、龍形。
如南河陽洛偃師二里頭文化遺址，出土的綠松石龍形器、龍紋陶器。
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司母辛方鼎龍紋、婦好墓出土的玉凋龍。
徽省阜南出土的龍虎尊龍紋，出土于西陜臨潼零口西段村的西周利簋龍紋、出土于西陜寶雞賈村塬的西周何尊龍紋等。
這些龍紋、龍形，與中華文明的進一步形成期相對應。
考古工作者判斷，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龍紋、龍形器屬于該遺址的二三期。
斷代約為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約相當于中原的夏、商、西周時期。
龍形飾僅存頭部，龍張口，上吻向后勾卷，龍角長而前伸，龍耳廓大。
龍柱形器，上大下小，器頂平，一龍站于器頂，龍角后卷，龍口大張，垂須，下半身垂于器壁。
龍虎尊之尊肩上，鑄高浮凋呈蠕動游弋狀三龍，龍頭由器肩伸出，龍角為高柱狀造型，龍眼渾圓；
尊腹部主紋，均為高浮凋虎與人。
青銅神樹之一側，有一條龍延主干旁側自上而下，作蓄勢待飛狀。
這條龍身細長彎作s形，龍首昂起，龍角上揚，龍口大張。
青銅立人像著左祍長襟龍紋上衣，衣右側和背部飾陰刻龍紋，龍昂頭張嘴，頜下有須，長頸，尾上翹。
比照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龍紋、龍形，與新石器時代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及遼河流域各文化遺址出土的龍紋、龍形，會發現很多一致的地方。
第一、細長、彎轉的龍身基本一致。
如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神樹之飛龍龍身，與南河py西水坡遺址出土的蚌砌龍龍身、西山襄汾陶寺遺址出土的彩陶盤龍紋龍身一致。
第二、龍的頭部取材于動物基本一致。
如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龍柱形器之龍頭，與南河py西水坡遺址出土的蚌砌龍之龍頭；
三星堆遺址三號坑新出土的“頂尊跪坐人像”之“龍身牛頭”；
徽省含山凌家灘文化遺址，出土玉凋龍之“龍身牛頭”。
由于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龍紋、龍形，比新石器時代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及遼河流域各文化遺址出土的龍紋、龍形晚出。
故可做出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龍紋、龍形，承接、借鑒了新石器時代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及遼河流域各文化遺址出土的龍紋、龍形的判斷。
也即新石器時代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及遼河流域產生的以龍為標志的文明，輻射、影響到了三星堆文明。
綜上所述，能形成好幾點共識。
第一，龍紋、龍形參與、見證，且一定程度上標志了三星堆文明的形成。
生活在三星堆方圓的古蜀人，也是人文意義上的“龍的傳人”。
第二，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龍紋、龍形，承接、借鑒、學彷了新石器時代其他文明的技術。
所以，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遼河流域各文化遺址出土的龍紋、龍形，和中原夏商兩代的龍紋、龍形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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