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去世后，國內引發的等一系列問題，可以看作上次蜀郡內部貪墨官谷的后續。
諸葛亮執政蜀漢國政二十年的時間，早中期由于集權在他身上，加上其勤勉，蜀漢的吏治清廉。
但隨著諸葛亮統兵開始，常年在外作戰，監督體系的缺失，疆土的擴張，人才以及吏治上漸有乏力之感。特別是到了諸葛亮后期，長期坐鎮關中，身體患病，對于國內的官吏難以上心，其數年間吏治上的問題隨之凸顯而出。
貪墨官谷桉的出現，就可看作吏治的敗壞現象之一。劉禪為了解決這塊問題，重建了御史臺，整治蜀郡內部問題。然而因對吳戰事的出現，劉禪只得將對西北及益州地區的吏治整頓押后。
今借著蜀郡隱藏人口之事，劉禪讓重建的御史臺初露鋒芒，好好地整頓了西北、巴蜀地區的吏治問題，并且還好好修理了因諸葛亮去世而不安分的豪強們。
不過這些還不足夠，應當趁熱打鐵，看能否有方案更好地去治理吏治。畢竟作為君主劉禪而言，把官吏治理好了，百姓的問題也自然能夠解決。
何為治吏？
不外是選賢舉能、知人善任、考核嚴明、賞罰公平等幾項內容。
今為治吏，劉禪在朝議后，自然將董允、杜恕、廖立等親信留下，看他們是否能從這次整頓吏治的想到一些更好的主意，畢竟御史臺及司隸校尉等督查官員可是這場戲中的主角。
側殿，劉禪以犒勞眾人辛勞為名，宴請眾人。
在宴后，劉禪背靠憑幾，神情放緩，說道：“吏治不清，百姓難安，近月之事，當引以為戒。然此治本之法，非治根之法，朕欲治根，不知諸卿可有建言？”
此言一出，董允、杜恕、馬良等人，低頭思索陛下所言之事。
沉吟少許，杜恕抬頭，拱手說道：“啟稟陛下，恕或有建言，不知陛下然否？”
“然與不然，暫且說之。”劉禪說道。
“諾！”杜恕說道：“陛下，今若欲治吏，當明之以考課之法，肅其上下之屬。譬猶《尚書》所言：‘明試以功，三考黜陟’，此誠乃帝王之盛制。然我大漢立國以來，戰亂繁瑣，難有規章細明，昔葛公在世，究郡縣之政，功必賞，過必罰。”
“然葛公病及亡之后，類其能細究地方之政，分明功過者，何其少也！故我大漢當以明規章，重訂考課之法。歲以考課之法，點評官吏功過，按考課法論之，上等賞，下者罰。此乃臣卑賤之見，望陛下明之。”
杜恕作為御史中丞，御史臺的二把手，從大漢復辟關中入漢，也與諸葛亮共事過。從他在大漢多年治政經驗，以及擔任御史中丞來看，對于大漢內部的存在的問題，看得還是比較明顯。
大漢建國起到北伐期間的二十多年里，為了北伐，大漢將重心點放在了軍事上，對于政治上略有欠缺。其欠缺不是治國方面出現問題，畢竟有諸葛亮在。其問題在于規章、律法上，缺少完整的國家治理體系。
諸葛亮能力過人，在他治國期間，為了不荒廢人才，賞罰分明，他總是細究郡縣官吏的治政情況。如對蔣琬的發掘，何祗的考察，王平的提拔，無不說明了諸葛亮的知人善任，不拘一格，人盡其才的用人風格，前提是不能涉及或觸動到諸葛亮的權威以及國家利益上。
在這種風格下，諸葛亮對于地方官吏的考課沒有一個詳細的規章制度，框架上沿用了兩漢的考課法，細節上自我衡量。
當然諸葛亮為何沒有制定細致的考課制度，與蜀漢本身也有關系，早期地方上郡太守領兵，后都尉分權。或者諸葛亮為了北伐，大部分時間都在軍中度過也有關系。
在諸葛亮去世后，蔣琬雖是接任諸葛亮的執政長官的地位，他是始終不是諸葛亮，且他的身體也漸漸老態，不復年輕的精力充沛。對地方官吏的考課自然不足，沒有細則束縛的蜀漢地方長官，會做出什么事就不得而知。
而且沒用統一的評分標準，如何能評級出這個官吏是否優秀呢？靠劉禪的喜好，還是上級的認可，這都不是長久之法。如今大漢疆域有大半個華夏，若沒有成體系的規章考課法，還是沿用兩漢的舊考課法，如何能以稱善乎？
畢竟兩漢的考課法的問題也不是沒有問題，曹魏早已對兩漢的考課法進行修改，其命散騎常侍劉劭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
是故在面對劉禪提出的如何治吏的問題，杜恕因此為答。
而劉禪聽到杜恕的回答，也并無意外。作為大漢君主多年，且自己治政才能也不差，自然能知道考課法的重要性。但是知道歸知道，如何制定一個完善的考課法，且適應目前局勢便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兩漢時期的考課法，最著名不過地方對中央的上計，然而其中的問題弊端就不小。
首先，如朝廷上的丞相、三公等人，他們作為考課法的關鍵人物，他們自身就極其的重要，一旦官場貪污受賄，其風氣自然會侵蝕到考課制度。
西漢漢元帝時期，因吏治腐敗，考課法形同虛設。京房奏上《考功課吏法》，具體規定了官吏的職責以及考課標準。
結果可笑的事發生了，此疏拿到朝廷上討論，遭到滿堂公卿以及地方刺史太守的竭力反對。上者不察，下者又怎會盡心做事。
其次，考課不實、官吏舞弊、弄虛作假之事屢見不鮮。
劉秀中興大漢，在核查地方時，也有官吏敢弄虛作假，可見考課之難。當然自劉禪繼位以來，弄虛作假者也是不少。
劉禪沉吟少許，說道：“實如杜卿之言，我大漢自中興以來，考課之法雖無缺，但無規章明細。且其四問考課內容，于亂世而言，尚不足以表地方長官之功，還需深思，分出上、中、下，令吏點評，方才可行。”
漢代的考課法重點針對于地方長官上，其所考課的內容與上計內容大差不差。
總結起來，基本是“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某田，錢谷入出，盜賊多少，上其集(計)簿。”
基本就是以下四項，首先是戶口，人口關乎國力強盛；其次是墾田，田畝代表糧食產量如何；再次是錢谷支出，與國家財政賦稅緊密相關；最后才是盜賊多少，表明地方的治安情況。
然而這些內容，并不因地制宜，邊疆與內地郡縣怎么會相同，而且對邊境郡縣而言，防御胡人當先。且這其中的內容，沒有不同檔次的細化，可操作的空間太多。
另外一點，中央對地方官吏的政治品德及行為表現，是不放在上計考核標準里面，而是放在六條問事當中。對于政績與品德而言，才能低下比品德骯臟更不能被大漢所接受。
董允頗是認同，拱手說道：“地方上計之法，應當修之。地方之上，鹽鐵之稅，車馬之稅，牛羊之數，教化之功，豈能不入考課之中。臣竊以為，考課之法應是重修，因時而變，立新法，制新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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