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最重要的一點是，作為聯盟的領導人，列寧同志的執政風格是偏于柔和兼容的，而斯大林同志的政治風格則是強硬鐵腕的，前者在面對民族問題的時候，不喜歡采用鐵腕的手段，強迫某個民族融合到聯盟的大家庭中來，但后者卻不是這樣的，在斯大林同志的眼里，擴張聯盟的影響力，增大聯盟的地緣政治輻射范圍，遠比給予某個少數民族自治、自決的權力更加重要。
而在如今的聯盟，斯大林同志才是真正的領導人，至于列寧同志......說句犯忌諱的話，他的時代已經遠去了，在絕大多數年輕人的心目中，所謂的列寧主義充其量就只是一個政治名詞了。
基于以上種種，任何人都可以做一個假設：若是斯大林同志獲悉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情況，知道波羅的海三國黨組織內所存在的民族主義、分離主義傾向；知道立陶宛黨組織對當地“蘇維埃化”進程的阻撓；知道拉脫維亞部長會議副主席愛德華斯·別爾克拉夫斯，在違背莫斯科的命令，以是否懂得拉脫維亞語作為提拔干部的標準等等等等，若是斯大林同志知道了這些事情之后，作為聯盟的鐵腕領袖，他會做出何種反應？
毫無疑問，以斯大林同志的性格，他在了解了這些事實之后，肯定是不會對此漠然視之的，依照他以往的處事風格來推斷，他必定會毫不猶豫的下達命令，對整個波羅的海三國的黨組織展開一番大規模的清洗，諸如愛德華斯·別爾克拉夫斯這一類人，不管他在拉脫維亞加盟共和國內擁有多么大的聲望、多么高的地位，斯大林同志都會第一時間將他拿下。隨后，他會給愛德華斯·別爾克拉夫斯這類人按上一個臭不可聞的罪名，再要求所有拉脫維亞人朝此人的身上啐唾沫。
坐在辦公桌后，維克托蹙眉看著面前的信箋，此時，信箋上已經被他寫了一行俄文：“包括安塔納斯·尤奧佐維吉呂·斯涅奇庫斯、愛德華斯·別爾克拉夫斯等人在內的，部分波羅的海沿岸地區黨委、蘇維埃執委會領導干部，以提拔本民族干部，推動黨員干部民族化為手段，組織與莫斯科對立的民族主義小集團、反黨反聯盟小團體，已經在事實上對聯盟的統一構成了威脅。”
這是維克托計劃添加在報告中的一個重要部分，為了增加報告的說服力，他還要補充進去一些由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對內情報局所提供的情報資料。
作為聯盟負責國家安全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維克托的手上掌握著充足便利條件，只要他想朝著誰的身上扣屎盆子，就總能找到至少表面看起來足夠充足的證據。
就像在有關波羅的海三國的問題上，過去幾年里，對內情報局與內務人民委員部相互配合，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大力清繳活躍在叢林山地內的民族主義游擊隊，在這個過程中，對內情報局掌握了大量當地基層黨員、干部，同情游擊隊，為游擊隊提供信息、補給，甚至是為游擊隊提供武器的案例。
是的，在過去幾年中，聯盟一直都在波羅的海三國地區圍剿反政府游擊隊，而在私下里，卻有一些當地的布爾什維克黨員干部，與這些游擊隊成員有所聯系，并為他們提供各種物資和情報。不過，這些與游擊隊成員勾連的當地黨員干部，其出發點卻不是真的因為他們支持極端民族主義，也不是因為他們反對聯盟，他們之所以支持這些游擊隊成員，單純就是因為他們與這些游擊隊成員是熟人，甚至是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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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這樣的案例雖然有不少，但卻是放在整個波羅的海沿岸地區范圍內的，且時間的跨度是數年之久。舉個例子，就拿拉脫維亞來說，共和國內黨員干部與民族主義游擊隊相勾連的案例，在過去五年時間內，一共也只有三十六起——當然，這只是對內情報局記錄在案的。
若是將這三十六個案例，均攤在五年時間內，再以整個拉脫維亞所擁有的城市均分的話，這樣的事例就非常少了，可以說整個拉脫維亞的主要城市中，一年都攤不上一個案例，因此，可以說拉脫維亞的黨員干部與民族主義游擊隊相勾結的案例，并不具備普遍性，它也反應不出整個拉脫維亞黨組織的民族主義特質。
但是，作為的報告的起草人，維克托當然不會在這個問題上做出太過詳細的說明，他只會說，在諸如安塔納斯·尤奧佐維吉呂·斯涅奇庫斯、愛德華斯·別爾克拉夫斯這類人的領導下，拉脫維亞的黨組織已經發生了蛻變，其民族主義、分離主義傾向日趨嚴重，甚至有大批基層的黨員干部，已經同那些卑鄙的、忘恩負義的民族主義游擊隊勾結在了一起。隨后，他會將那些案例逐一列舉出來，證明他的論斷是正確的。
等到斯大林同志審讀這份報告的時候，他當然不會再去做一個算術題，看看整個拉脫維亞平均一年會發生多少起類似的案例，這些案例是不是代表了拉脫維亞黨組織內的一個普遍性特征等等，最大的可能，就是斯大林同志一看到有那么多的案例存在，當場就暴怒發飆，將拉脫維亞的整個黨組織，都歸為叛徒一流，然后召集中央主席團會議，要求對整個拉脫維亞的黨組織進行清算。
沒錯，在起草這份報告的同一時間，維克托已經能設想到隨著這份報告提交上去，整個聯盟將會掀起怎樣一場驚濤駭浪了。毋庸置疑的一點是，一旦這場風暴成型，那么，它將會是聯盟自成立以來，在全聯盟范圍內所展開的第一次主要針對民族問題的批判運動。
就像過往的每一次運動一樣，很多無辜抑或是有關聯的人，將會在這樣一場運動中被打倒、清算，甚至會有數以萬計、十萬計的人，將會被列入遷移、流放的大名單內，更有甚者，也會有一大批人被送上刑場，像野狗一樣被人槍決，而作為始作俑者，或許十幾年、幾十年之后，維克托也因為策動了這樣一場運動，而被釘在恥辱的絞刑架上，他將成為歷史上的一名劊子手。
不過，對于這些，維克托真的是一點都不在乎，做人到了他這樣的地位，肯定都是意志堅定的難以動搖了，因此，類似他這樣的人，一旦認定了某條路是對的，是自己應該去走的，就必然會義無反顧的沿著這條路走下去，什么個人榮辱、身后名之類的東西，都不足以打動他。
更何況，推動這一運動，對于鞏固維克托的政治地位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就像之前所說的，在聯盟的黨員干部群體中，既有選擇支持黨員干部民族化的，也有反對黨員干部民族化的，而在這些分歧中，有人之所以選擇反對黨員干部民族化，就是單純出于聯盟利益的考量，同樣的，也有人是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考量。
且不管是哪一類人，對于維克托而言，只要對方是站在反對黨員干部民族化立場上的，那么就是他可以團結、可以拉攏的人，這部分人的群體越龐大，他在聯盟內部，在布爾什維克黨內部的地位就越穩固，他說話的聲音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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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些支持黨員干部民族化政策的人，他們天生就是維克托的“敵人”，在政治上，那些人注定是要站在他的對立面的。就像是那些支持赫魯曉夫的人，那些“烏克蘭幫”的人，還有那些支持貝利亞的人，那些屬于“貝利亞幫”的人，他們大多帶有明顯的民族色彩，這些派系力量扎根地方的家伙們，絕對是黨員干部民族化政策最堅定的支持者。
而維克托的派系力量雖然也帶有明顯的地方色彩，畢竟列寧格勒派本身就是有別于莫斯科機關派的，但相比起赫魯曉夫以及貝利亞，所謂的列寧格勒派雖然帶有地方色彩，但卻不帶有民族色彩，所以，在民族性上，維克托所領導的列寧格勒派，與馬林科夫所領導的莫斯科機關派，并不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這也是兩人始終能夠保持政治同盟關系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現在，維克托決定利用這個機會，以發動一場運動的方式，從根本上打擊黨員干部民族化的支持群體，因此，一旦這場運動發動起來，并且得到了斯大林同志的支持，那么在清算黨員干部民族化的過程中，不管是赫魯曉夫的政治派別，還是貝利亞的政治派別，都必然會受到巨大的沖擊。別的不敢說，至少格魯吉亞的黨組織是逃不過一輪清洗的，而烏克蘭的黨組織，多半也無法幸免。
如今維克托還不能確定這場運動所造成的風波會有多大，但他認為，這將是一個有效解決聯盟民族問題的絕佳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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