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貝利亞也不知道準備去干什么，在電梯口遇上了維克托和布爾加寧兩人之后，簡單的聊了兩句，他竟然又跟著兩人折返回來，去了日丹諾夫同志的專屬病房。
鋪著地毯的走廊內同樣安排了克里姆林宮的警衛，事實上，出行攜帶大量警衛這種事情，并不是斯大林同志的習慣，多半是弗拉希克同志安排的。按照斯大林同志的喜好，他出行的時候，甚至連警衛的車輛都不讓跟隨，有閑暇且心情不錯的時候，他甚至會隨時要求司機把車停下，然后他自己下車去找那些普通市民聊上兩句。趕上天氣不好的時候，他甚至還會要求司機用自己的車送那些沒有攜帶雨具的人回家。
走廊顯得有些長，而且去往日丹諾夫同志專屬病房的路上，還有一處走廊的轉角。三個人一路走過去，最初的時候，還是布爾加寧與貝利亞并行，維克托落后半步，可過了走廊轉角之后，就成了布爾加寧一個人走在最前面，而貝利亞和維克托則落后的一步。
“什么時候回的莫斯科？”貝利亞與維克托并肩走在一起，在拐過走廊轉角之后，他看似很隨意的問道。
“剛剛趕回來，”維克托放慢腳步，說道，“柏林的局勢緊張，沖突是否會爆發，現在誰也無法做出預判，所以，之前包括駐軍司令部、軍管委員會等部門，都接到了暫時撤退的命令，我是先一步撤離的，飛機在華沙做短暫停留的時候，接到了日丹諾夫同志病重的消息，所以一下飛機就直接趕過來了。”
他看著貝利亞微微點頭，便又緊接著反問道：“你是什么時候回到莫斯科的？”
在問出這個問題時候，維克托的視線就聚焦在貝利亞的臉上，他清晰的看到貝利亞的眉角朝上揚了揚，這是他聽到什么值得高興的事情時，才會做出的一個微小動作。而維克托只是提了一個問題罷了，既然貝利亞在聽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心情愉悅，那就說明他這次返回莫斯科肯定是遇到什么好事了。
“我是接到了政治局的通知才趕回來的，”貝利亞在沉默了幾秒鐘之后，才語氣平靜的開口說道，“因為安德烈·亞歷山德羅維奇同志的健康狀況不太樂觀，為了減輕他的負擔，政治局在經過慎重的考慮之后，決定由我接手有關政治局外事常設委員會以及部長會議主席團常務委員會的部分工作。”
在貝利亞說出這番話的時候，維克托就感覺走在前面的布爾加寧腳步似乎頓了一下。
過去，日丹諾夫同志不僅僅是政治局的委員以及部長會議的副主席，同時，他還兼任著大量的其它職務，比如說政治局外事常設委員會的委員，以及部長會議主席團常務委員會的委員。
擁有政治局外事常設委員會委員的身份，意味著日丹諾夫同志能夠在聯盟的對外方針政策等方面，擁有足夠大的發言權，這也是當初他能對維克托所領導的中央國際部插手的最根本原因。而擁有部長會議主席團常務委員會委員的身份，就意味著他在部長會議的諸多副主席中，也是排位非常靠前的了，最重要的是，擁有這一重身份，他就能對部長會議下屬各個部位的工作進行干涉。
日丹諾夫同志在聯盟黨內第二號的地位是怎么體現出來的？就是從大量類似的任職中體現出來的。
過去，貝利亞雖然也是政治局委員，也在部長會議中擔任著副主席的職務，但他在黨內的資歷也好，在政治局中的排位也罷，都沒辦法與日丹諾夫相提并論，當然，他所兼領的職務也非常有限，其在各個領域內的發言權，也不夠充分。
而現在呢，日丹諾夫同志一場病，將其在政治局和部長會議主席團中的兩個重要職務都丟掉了，貝利亞同志等于是撿了個漏，可以預見的是，將來即便是日丹諾夫同志病愈出院，重新展開工作，他被拿掉的那些職務，恐怕也沒有那么容易再拿回去了。若是他就此一病嗚呼......那就更沒什么可說的了。
除此之外，日丹諾夫同志這次病重所帶來的影響，還可以往更深的層面去考慮。斯大林同志為什么偏向于將日丹諾夫同志定義為自己的接班人？僅僅因為兩人之間比較特殊的關系嗎？事實當然沒有這么簡單，斯大林同志所以有意將日丹諾夫同志定為自己的接班人，一方面是因為他認為日丹諾夫同志值得信賴，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在黨內的威信足夠高。當然，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相比起黨內領導核心中那些六七十歲的老家伙，才剛剛年過半百的日丹諾夫同志還是很年輕的，這是他身上的一個最大優勢。
可是現在呢，日丹諾夫同志被確定了心臟存在嚴重問題，整個人虛弱的要死要活的，醫生甚至建議讓他長期休息，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同志在考慮接班人的問題上，會不會對原來的決定有所動搖？這才是最關鍵的一個問題，畢竟從正常的思維角度來考慮，選擇一個病秧子做黨和國家未來的領導人，都是很不靠譜的一件事，即便是斯大林同志的立場不發生轉變，日丹諾夫健康欠佳的消息一旦傳開，他再想在將來的某一天接任國家領導人的職務，恐怕都很難獲得黨內的認可。
所以，為什么在聽到日丹諾夫同志因心臟病的問題住進醫院之后，維克托會那么急切的從華沙趕回來？其中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日丹諾夫同志的這一場病，直接關乎到了聯盟未來的政治格局，其對列寧格勒派的打擊將是致命的。
自從衛國戰爭結束之后，以日丹諾夫同志為首的列寧格勒派實在是太出挑了，沃茲涅先斯基掌控的國家計委，幾乎將聯盟各個地方、各個部委的領導人得罪遍了，他似乎認為在全聯盟范圍內，只有自己才是唯一一個懂得經濟問題的官僚，其他人都是渣渣，因此，在全聯盟范圍內，不管是誰，在涉獵到經濟的問題上，都需要聽他的，否則的話，他就給來個“調控”。
而庫茲涅佐夫呢，不用說了，從列寧格勒氣勢洶洶的殺入莫斯科，直接就將貝利亞掌控近十年的國家安全機構奪走了，隨后，就開始利用兩個暴力機構充當政治斗爭的工具，其表現甚至可以用肆無忌憚來形容。
在這一切一切的背后，實際上就是列寧格勒派試圖掌握聯盟國家政權所做出的努力，日丹諾夫同志這面大旗太鮮亮了，給了那些列寧格勒人足夠的信心和底氣。
但是現在呢，日丹諾夫同志的一場病，將原本似乎敲定好的一切都變成了不確定的事情，不，應該說是結果依舊是確定的，只是與原來的預想不一樣了。而到了這個時候，那些列寧格勒人可不是說一句放棄就能結束的，他們的步子已經邁出來了，該得罪的人已經得罪遍了，該招惹到的力量也招惹到了，所以，如果他們不能像計劃中那樣壓住別人，那就只能被別人給壓死了。
當然，這些與維克托的關聯還不是很大，畢竟他目前的層次還沒有到那個水平線上，當下真正與維克托有關聯的，就是庫茲涅佐夫的去向問題。
自從“情報委員會”組建以來，庫茲涅佐夫這個主管國家安全機構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在職權上就顯得非常尷尬了，事實是，他的職務沒有降低，但職權卻小了很多，而職權與職務不相匹配的時候，總是會讓人感覺尷尬的。
最重要的是，庫茲涅佐夫當初從列寧格勒調來莫斯科，進入中央書記處擔任這個書記，其實是日丹諾夫同志極力推薦的結果，在當時確定這件事的會議上，可以說是除了日丹諾夫和柯西金之外，就沒有誰贊同這項任命了，就連老好人米高揚都提出了反對意見。
就維克托所知，庫茲涅佐夫本人似乎也不喜歡處理國家安全工作，他本身也缺乏相關方面的工作經驗，如果可以選擇的話，估計他是寧可繼續待在列寧格勒，也不會前來莫斯科的。
從這個角度上看，當初的庫茲涅佐夫，其實是為了實現日丹諾夫同志的政治布局而做出了犧牲的，換句話說，他走到今天這個局面，也是由日丹諾夫同志造成的。
過去，日丹諾夫同志能夠正常主持工作的時候，庫茲涅佐夫的調動問題就不著急，至不濟，等到斯大林同志百年之后，庫茲涅佐夫所做出的犧牲也能得到補償。但是現在呢，前景已經充滿了不確定性，即便是不為庫茲涅佐夫本人考慮，日丹諾夫同志也要為他的政治派別考慮，因此，他必須在自己還能說得上話的時候，將庫茲涅佐夫安排到更加重要的崗位上去。
站在維克托的角度，他必須考慮的一個問題是，一旦庫茲涅佐夫調離了中央書記處，他有沒有機會增補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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