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之前所說的，在如今的莫斯科，國家計委正在確定下一個五年計劃的大致方略，換句話說，因戰爭而斷開的五年計劃，將會在明年年初的時候再次實施。
不要以為對于聯盟來說，“五年計劃”只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口號，恰恰相反，每一個五年計劃的制定，對于聯盟來說都是重中之重的要務，是國民經濟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五年計劃的實施固然是全聯盟的事情，但整個計劃的制定，也是要考慮全聯盟各種現實因素的，從某種程度上說，每一個五年計劃目標的制訂，都能夠體現出當前某一階段內國家指導思想的定位，能夠體現出聯盟中央領導層在經濟思想、執政理念等各個方面的基本傾向。
所以說，類似庫西寧、維克托他們這樣的人，是不可能不對計委“五年計劃”制訂工作給與高度關注的，而卡累利阿-芬蘭蘇維埃共和國在后續工作的安排上，也必須遵循五年計劃的指導方向，如果說共和國的后續工作計劃不能與聯盟計委的五年計劃方針相貼合，大家都免不了要受到莫斯科的訓誡。
而現在的問題是，計委最新的五年計劃方案，現在還沒有正式公布出來，因此，從明年開始的后續五年，聯盟在建設方面所要安排的主要工作是什么，現在大家都還不知道。
如果放在往年，這樣的情況是不會出現的。因為即便是計委的五年計劃方案沒有公布出來，可按照此前計委發布的各種工作指導性文件，以及報紙媒體上對有關問題的討論，大家多少也能對計劃的主要方向做出一些猜測，而且，猜測的結果也是大差不差的。
但是今年的情況有些特殊，要知道，從去年年中開始，聯盟的核心權力圈子內，就在針對經濟建設和國家建設的路線問題上，出現了一場廣泛的爭執，日丹諾夫同志、馬林科夫同志，國家計委系統以及斯大林同志本人，都在這些問題上有著不同的看法。
盡管這種爭論并不是針鋒相對的本質性沖突，但各個不同的觀點，在國家重點建設項目方面，卻是有著完全不同的傾向性的。比如說日丹諾夫同志就主張下一個五年計劃中，應該偏重于民生和輕工業方面的經濟建設項目，而馬林科夫同志則主張繼續加強以重工業為主的軍事工業的發展建設。
相關的爭論一直持續到前段時間的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前夕，才最終由斯大林同志一錘定音，確立了聯盟的主要經濟工作思路。
正是因為主要經濟工作思路確立的時間太短促，國家計委方面在下一個五年計劃的內容方面，也根本沒有機會對外“吹風”，所以，對于計劃的相關內容細則，每個人都只能靠自己的猜測來預估，至于預估的準確性如何，真是誰都無法自信的。
維克托知道，庫西寧同志之所以詢問這樣一個問題，其實是一種試探，他想知道自己是否了解計委此次即將出臺的“五年計劃”方案的相關內容。
那么，維克托是否了解“五年計劃”方案的內容，有什么重要性可言嗎？
這個答案當然是肯定的，畢竟共和國的工作會議召開在即，包括維克托、庫西寧他們這些人，都是要在會議上發言的。考慮到此次會議中主要討論的議題，就是下一階段共和國各項工作的要點，那么個人的發言當然也要集中這些方面。
如此一來，就會出現一個問題，那就是個人發言中所涉及到的工作重點問題，是不是能夠與聯盟的下一個“五年計劃”相吻合，如果吻合了，那么這樣的發言自然會被認為是有預見性，發言的人具備足夠的政治嗅覺和政治敏感性，在工作思路上能夠與聯盟中央保持一致。
反之，如果發言與“五年計劃”的內容不吻合，甚至是完全背離，那么這個事就可大可小了，至少來說，這會成為政敵攻訐的一個污點，也會成為別人口中的笑談，對仕途前景的影響必然是顯著的。
庫西寧同志的歲數已經足夠大了，再者，因為妻子的問題，他的仕途估計也止步于此了，所以，他不一定在乎污點不污點的，但誰又愿意因為一個不必要的疏忽，成為別人口中的笑料呢？
當然，庫西寧同志之所以在維克托的面前問出這樣一個問題，其實也是一種試探，試探一下后者的態度，試探一下后者的能量，然后再看看雙方是不是應該加強合作——如果維克托能夠掌握到計委新“五年計劃”的規劃內容，自然就說明他的能量的確是巨大的，同時，他又愿意將自己了解到的內容拿出來分享，那么庫西寧同志似乎就沒有什么理由拒絕這樣一個合作者了。
維克托能夠明白庫西寧同志的用意，巧合的是，盡管沃茲涅先斯基所掌控的國家計委，還沒有將“五年計劃”的相關方案公布出來，但作為一個消息足夠靈通的人，維克托對相關方案的內容還是有足夠了解的。
事實上，他在此次離開莫斯科，返回彼得羅扎沃茨克之前，就已經看到了計委提交給中央委員會的“五年計劃”遠景規劃綱要。
“考慮到戰爭的因素，我認為一個問題至少是可以確認的，”維克托沉默了一會兒，遮遮掩掩的說道，“那就是在此次制定出來的五年計劃總體規劃中，首要的建設任務，必然應該集中在戰后重建恢復方面。”
庫西寧同志點點頭，認同維克托的這種說法，實際上這是非常明顯的一點，不管今后五年的總體工作以什么為側重點，聯盟的整體經濟都需要首先恢復到戰前水平，如果這一點做不到的話，又何來發展可言？
說白了，戰后重建工作本身并不是一個細化的工作內容，而是一個總體性的工作，是一種總稱，因此，維克托這樣的回答就顯得沒有半點價值了。這就像是庫西寧同志問他：中央下一步準備在經濟工作方面做些什么啊？他回答說：中央下一步準備在經濟工作方面做經濟工作。
維克托當然也知道自己這樣的回答不能讓庫西寧同志滿意，因此，他緊接著又說道：“而根據斯大林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給出的講話精神，在下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央的總體工作思路，應該是將恢復和發展重工業放在頭等重要的位置，其次便是農業和交通運輸方面的重建工作，在保障好這兩項工作順利完成的情況下，大量生產主要消費品，在滿足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需求的情況下，保證國民經濟各個領域、部門的技術和科技不斷向前進步。”
他的這樣一番總結和說辭便非常的具體到位了，其不僅表述出了中央下一個五年計劃的基本內容，還將主要側重和次要工作部分都表述了出來。按照他的說法，在下一個五年計劃中，莫斯科中央最關注的工作，依舊是重工業的恢復和發展，其次就是農業和交通運輸，至于科技發展和輕工業，則被放在了最后。
維克托所說的這些，當然不是在敷衍庫西寧同志，他是在實話實說，因為國家計委做出的新的五年計劃總體規劃，就是這樣的，而就維克托本人來說，他實際上并不贊成這樣一個計劃，如果可以由他來選擇的話，顯然是日丹諾夫同志的建設規劃更加的合情合理。
在維克托看來，經過了數年的戰爭，聯盟的公民已經過了太多艱難的日子，如今，戰爭好不容易結束了，反對法西斯入侵這個主要矛盾也消失了，在戰爭期間被壓制下去的生活需求與社會供應不足之間的矛盾，自然也會迅速凸顯出來。
在這個時候，作為國家的決策者，莫斯科中央必須想辦法擴大以輕工業品為主的消費品的生產，以此來滿足很可能會迅速攀升的社會生活需求，否則的話，民眾的社會生活需求與社會供應不足的矛盾長期存在，并持續惡化的話，這一矛盾就會轉化為民眾同政府之間的矛盾。
以日丹諾夫同志為首的那一批人，顯然是察覺到了這方面潛在的風險，所以，他們才會力主將消費品的生產放在一個較為重要的位置上。至于斯大林同志，他當然也看到了這種矛盾所潛在的風險，但在他的觀念中，這種矛盾始終屬于聯盟的內部矛盾，它在關鍵性和重要性上，都需要讓位與聯盟的外部矛盾，也就是聯盟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
斯大林同志之所以做出這樣的判斷，并不是說他的思想存在什么問題，也不是說他的認知存在偏差，而是因為聯盟的現實給了他一種錯覺，即：聯盟最大的威脅來自于外部，而不是來自于內部。因此，內部矛盾不是聯盟迫切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外部矛盾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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