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營內的營長犧牲后，副營長將接任營長的職務，同樣的道理，當營政委犧牲的時候，副政委將接任政委的職務，如果營內的所有領導人員都犧牲了，那么指揮員和政委的職務將從基層黨員中迅速選舉。
若是黨員都犧牲了，則從預備黨員或是入黨積極分子中選擇。若是所有與黨有關聯的人都犧牲了，接下來還有共青團員，直到全營全部戰死，基層黨委會的作用才會消失。
換句話說，只要這個營內還有布爾什維克黨員，甚至是共青團員存在，那么這支部隊就能繼續戰斗，而不會選擇投降，也不會失去最基本的戰斗力。
按照維克托的說法，只有在軍隊中建立這種直達基層的黨委會制度，才能將蘇聯紅軍建設為一支既對布爾什維克黨忠誠，且還具備自我組織能力的高效軍隊。
什么叫自我組織能力？說白了，就是一旦成建制的部隊被打散，潰散的小股部隊很快就能自我組織起來，重新形成一支具備戰斗力的部隊。
為什么這么說？因為按照修改的黨章規定，有三名黨員的組織就應該成立黨小組或是臨時黨委會，任何一支被擊潰的小股部隊中，只要有三名黨員，不管有沒有指揮人員，都能迅速組織起一個領導機構，對這支潰散后的部隊展開領導。
人們可以將這種黨委會制度想象成裂變繁殖的細胞，當部隊建制完整的時候，黨委會就是一個大的細胞，而一旦部隊分散了，這個細胞就會迅速分裂繁殖，它能保證任何一個分裂出去的組織，都是有組織、有意識、有行動能力的。
維克托認為，只有在蘇聯紅軍系統中廣泛實行這樣的黨委會制度，才能在保證軍隊戰斗力強大的同時，確保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
說白了，雖然這種制度推行的是“雙首長制度”，但從本質上來說，它推動的并不是雙重領導，而是集體領導，整支部隊的實際領導著，其實是各級黨委會。
而從上層結構來說，它實際上是將總政治部與總參謀部放在了平等的位置上，在這種結構體制下，即便是朱可夫這種聲名卓著的軍事指揮員，在沒有得到黨委會認可的情況下，也調動不了哪怕一個排的兵力。
將自己的想法逐一記錄在記事簿上，洋洋灑灑的寫了六七頁，當然，此時維克托寫下來的這些東西，只能算是報告的草案，有些東西都不存在邏輯性。
等到將全部的想法都記錄下來，他還需要重新整理，從而形成一份條理清晰、邏輯鮮明的正式報告。
蘇聯不是沒有實行過雙首長制度，甚至可以說，直到去年十月份，政委制度還在軍隊中施行著呢。
不過，蘇軍中實行的雙首長制度，與維克托提議建立的這種黨委會制度并不是一回事，同時，有三名黨員就必須組建黨小組的規定，在軍隊中也不存在。
當然，維克托提出來的這些構想，也不是他自己的獨創，事實上，他只是將前世國內的制度照搬過來罷了，強大的自我組織能力，就是國內軍隊最顯著的一個特點。
從根本上來說，在此時中國的抗日戰爭中，尤其是敵后戰場，這種能力已經體現的淋漓盡致了。同樣一支敵后抗日武裝，可以輕而易舉的一分為二，甚至一分為多，即便是指揮人員犧牲了，各個分支部隊也可以繼續作戰。反過來，分散的武裝還可以迅速合為一體，以優勢兵力向敵軍發動攻勢。
分分合合，轉換自如，這種事情說起來似乎很簡單，但實際上卻非常的不容易，因為它體現出來的就是一種強大的自我組織能力。
就像是蘇德戰場上的情況，蘇軍動輒被成建制的殲滅，十幾萬甚至幾十萬的部隊被殲滅，而在真正的戰斗進行過程中，并不是這么多人一下就放棄了抵抗，選擇向德軍投降的。而是成建制的部隊被打散了，潰退中的部隊缺乏有效的組織能力，無法再形成有效的指揮，最終才被德軍俘虜的。
為什么蘇軍要在戰場后方設立大量的中轉站？不就是因為潰退中的部隊無法有效的自我組織，以至于需要潰逃到戰場后方，再集中起來重新組織嘛。
長時間的書寫，使得手腕有些酸疼，而且眼睛也有些酸澀。
維克托停下來，將鋼筆扣上，隨手放到一邊，手指按住鬢角輕輕揉了揉。
片刻后，感覺眼睛舒服了一些，他才將手放下來，低頭看了看自己寫下來的東西。
軍隊是一個絕對的暴力機器，它的強大與否，直接關乎到了一個國家的安全與穩定，但它同時也是一柄雙刃劍，如果控制不好它，那么它也會變成制造動蕩的最佳工具。
政治組織與軍隊系統并不是天然對立的，但他們之間又存在一個此消彼長的競爭關系，一旦軍隊系統中行程既得利益集團，并對政治形成足夠影響力的話，很多的麻煩都會出現。
當然，如今維克托看待問題的高度，還沒有站到整個聯盟的位置上，他之所以準備弄這么一份報告出來，就只有兩個目的：第一，向斯大林同志表現他的忠誠，第二，從實際上限制軍方的勢力，從而為他自己的未來提供一個保險。
維克托很清楚，一旦他的這份報告提交上去，那么不用說，他將得罪整個軍方利益集團，這其中不僅包括了總參謀部的那些人，也包括了學院派的那些人，當然，還有老騎兵軍的那些人。
但是話說回來，站在他的角度來考慮，自己顯然沒有更多的選擇了，作為一名出身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人，他天生就不會得到軍方的認可，即便他不做這件事，將來一旦軍方能夠對莫斯科權力核心構成足夠影響力的時候，他也不會得到什么好下場。
如果原地不動，將來的某一天，軍方那些人可能會“不介意”在他后腦勺上開一槍，而邁出這一步，最多變成軍方那些人“很樂意”在他后腦上開一槍。
在“不介意”與“很樂意”之間，正常的人應該怎么選擇？答案當然是兩個都不選擇，而是要想盡千方百計，讓他們沒有機會開這一槍。
所以，維克托要做的，就是給軍方的腦袋上戴一個緊箍咒，將他們排斥在政治權斗的外面，如此一來，在軍方缺席的情況下，掌握著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他，以及掌握著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貝利亞，難道還不能在政治斗爭中占據一定的主動？
手中的這份報告，維克托打算在參加德黑蘭會議期間，向斯大林同志秘密提出來，他知道，類似這樣的提案，即便是斯大林同志，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立刻實施，至少，在戰爭結束之前，不可能采取任何有實質性的行動。
蘇聯紅軍系統中，此前采取的政委制度絕對是閹割版的，但即便是那樣的制度，也屢屢受到軍方的抵觸，更何況是如今他所提出來的這種制度。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這套方案在當前環境下提出來，是不可能有實行的機會的。
斯大林同志不是一個缺乏大局觀念的人，在當前的戰爭環境下，即便他與總參謀部的那些人之間出現了矛盾，其也依舊保持著足夠的克制。
按照維克托的估計，如果斯大林同志決定采納他的建議，也必然會等到戰爭結束，在對某些冒頭的軍方將領完成了絕對壓制之后，才會尋找時機強力推動這個方案。
但是對維克托來說，他卻不能等到那個時候再向斯大林同志提出這個方案，因為那不利于他對斯大林同志信任度的獲取。
最重要的是，維克托希望借助這份報告，將自己送進蘇共中央組織委員會。
這份報告中，涉及到了修改黨章的內容，同時，黨委會的建設問題，也是屬于組織建設的問題，按照目前蘇共的組織結構來說，類似這樣的議案，就應該是由負責蘇共中央組織部以及黨務委員會工作的中央組織委員會來做的。
如果斯大林同志認同這份方案，那么作為這個法案的提出者，維克托自然就是該方案的最佳推動者，同時，也是斯大林同志在推動這份方案時，最可信賴的人。
若是幸運的話，斯大林同志或許會在接下來的幾年中，逐步將維克托送進組織委員會，給他頭上安一個組織委員的頭銜。
而蘇共中央組織委員會，屬于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輔助部門，換句話說，以組織委員的身份，不管是增補政治局委員，還是轉入書記處任職，都是順理成章的。
考慮到年齡和資歷的問題，維克托不認為自己能夠在幾年之后，也就是三十歲出頭的年紀，就堂而皇之的進入政治局，但進入書記處顯然也是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退一萬步講，哪怕是在組織委員這個位置上停留十幾年，安心給馬林科夫、貝利亞做上十多年的門下走狗，等到五十歲的時候進入政治局，難道還能算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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