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喬治丘，圣喬治大教堂明黃色的圍墻外，洶涌的人群將整個大教堂入口處圍堵的水泄不通，人群中飄揚的橫幅與旗幟，在整個圣喬治丘的上空飄揚。
人群外圍，負責維持秩序的，是一大批穿著便裝，肩背各種老式步槍的民兵組織成員，不要誤會，這些民兵是真正意義上的民兵，并不是由內務人民委員會民兵總局組織起來的準軍事單位。他們是由利沃夫的烏克蘭、白俄羅斯、俄羅斯、猶太等民族的市民自發組建，以“反抗波蘭地主、資本家的壓迫并阻止波蘭反蘇分子的破壞”為目的非官方組織。
從這個組織的存在目的就可以看出來，莫斯科之所以允許這樣的組織存在，其根本原因就是為了以民族間矛盾為工具，打擊波蘭人在利沃夫地區的人口優勢，強化蘇維埃政權對該地區的控制。
就目前來說，蘇聯對西烏克蘭地區，尤其是剛剛收復的寇松線以東這部分西烏克蘭地區，控制力量還是比較薄弱的，莫斯科的那些大人物非常清楚，簡單的軍事占領并不等于真正的控制，在這片地區，國家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
利用民族間的矛盾，以提高烏克蘭人、猶太人等少數民族的地位，對抗人口眾多的波蘭人；利用宗教間的矛盾，以提高東正教的地位，來對抗信徒占多數的天主教；利用階級間矛盾，以底層工農來對抗富農與資產者。等等等等，這些都屬于強化控制的策略。
在這些策略的催發下，利沃夫地區的民兵組織、工人工會非常活躍，他們積極的檢舉、揭發富農、資本家以及反蘇分子，配合內務人民委員會采取行動，抓捕間諜、破壞分子，沒收壞分子的不義之財。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的積極性要比內務人民委員會還高，畢竟他們的思維中帶著有仇報仇、有怨報怨的成分。
維克托的吉普車穿過擁擠的人群，從教堂的正門緩緩駛入，沿著向上的坡道開了一段距離，隨后便熄火停靠在了路邊。
他的視線從車窗投射出去，看向道路前方修建著鐵柵欄的拱門，在那里，穿著修士袍的二十幾名修道士，正拿著行禮離開這處教堂，他們是信奉天主教的修道士，可能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就已經居住在這里了。但是現在，他們必須離開圣喬治教堂，要嘛融入社會，做一個普通人，要嘛就離開利沃夫，前往德國人控制的原波蘭地區。
在蘇聯的宗教政策中，一直以來奉行的都是列寧主義的“政教分離”原則，布爾什維克黨員都是無神論者，不能以行政方式支持某個宗教的發展。但在西烏克蘭地區，這項政策被暫時性的修改了，內務人民委員會奉命接管原本屬于“東方禮天主教會”的資產，尤其是教堂和修道院，再將它們交付給“莫斯科及全俄東正教會”，借用這種行政性的手段，在西烏克蘭地區全面扶持東正教的發展，扼殺天主教的影響。
按照計劃，莫斯科及全俄東正教會將會在利沃夫地區，接收原本屬于天主教的七十三處教堂及修道院，而這處圣喬治大教堂，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
自從相關的命令通知下達之后，以利沃夫市為中心，全州范圍內已經發生了數起天主教徒與東正教徒之間的暴力沖突。要知道，自從1054年的“大分裂”以來，東正教與天主教之間的矛盾已經延續了近千年，而在利沃夫地區，過去在波蘭政府的支持下，一直都是天主教在壓制東正教，現在，一切都反過來了，這里面醞釀的沖突有多么劇烈，也是可想而知的。
就維克托個人的角度來看，利用宗教的方式在新占領區內增強影響力的做法，其實也是無可厚非的，因為利用宗教這種形式，更容易將新占領區內人民與整個蘇維埃國家聯盟結成一個文化共同體，這是一項國家戰略，其本身就不會照顧到某一個個體的情感。
除了宗教之外，最近面臨著沖擊的還有利沃夫的教育體系，按照莫斯科的命令，如今整個利沃夫地區的所有大中小院校，都在排除有關波蘭語和波蘭歷史的教學內容，同時，受到強化的則是烏克蘭語和俄語的教學內容。受此影響，大批原本教授波蘭語和波蘭歷史的教育工作者，失去了他們的工作，有些甚至被直接投進了監獄。
面對強力推行的國家意志，那些不巧擋在路上的普通人是很悲催的，他們的家庭可能會因此而失去生活來源，由原本的中產階級一夜之間轉化為無產者。當然，這還不是最悲慘的，最悲慘的是，有些家庭將會在風暴中變得支離破碎。
作為利沃夫地區的內務人民委員會負責人，維克托受命在該地推行的，實際上已經不是一場治安強化運動了，而是一場徹頭徹尾的變革。在這場變革的驅動下，如今整個利沃夫的社會氛圍其實是畸形的，有人在試圖反抗，有人在沉默的忍受，還有些人則是在歡宴。
過去短短兩周內，內務人民委員會收到的各種檢舉、揭發、舉報，多達十余萬宗，其涉及到的罪名千奇百怪，誰誰誰說過反對蘇維埃國家的壞話，誰誰誰同情某個波蘭富農，誰誰誰曾經去過華沙......是的，就連去過華沙在有些人眼里都成了一種罪，需要被清算。
類似這樣的檢舉揭發大部分是沒有任何價值的，它的起因很可能就是鄰居間的矛盾亦或是單純的嫉妒，但問題是，只要有類似的信件到了內務人民委員會手里，就必須要有人去處理。舉報信中的絕大部分，在經過甄別之后，都會交給民警總局處奮力，但也有一部分需要國家安全部門親自去核實。如此一來，原本便捉襟見肘的人手，就更加的不夠用了，這令維克托非常的頭疼。
在槍口的支持下，圣喬治大教堂的交接非常順利，盡管東方禮天主教會的教士們提出了抗議，甚至給莫斯科寫了投訴信，但沒有任何卵用，從今天，這處教堂還是歸了東正教。
當趕來慶祝的東正教教徒們散去，維克托的吉普車才從教堂內開出來，盡管整個交接儀式上他都沒有露面，可他本人卻始終在這里，以他的身份，并不適合站出去拋頭露面。
坐在吉普車的后座上，維克托看著車外的利沃夫街頭，不管是不是愿意承認，如今的利沃夫街頭都要比當初蕭瑟了很多，記得剛來利沃夫的時候，這座城市的街頭還是很繁榮的，林立的商店里銷售著各式各樣的商品，其中很多商品都是來自于世界各地。
而現如今，街邊眾多的商鋪都關了門，只有一些售賣生活必需品的商店還在營業，當然，這些商店絕大部分都屬于“消費品與居民服務委員會”，換句話說，它們都是國營的商店。而剩余那一部分則主要是屬于猶太人經營的私營商店，相比起驚弓之鳥般的波蘭人，猶太人的膽子要大很多，他們依舊如過去那般做著生意。
與大量減少的商店相比，街頭上倒是多了很多各式各樣的宣傳海報和標語，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宣傳蘇維埃大家庭幸福生活的，還有一部分則是領導人的畫像。
看到那些畫像，維克托的腦子里不自禁的又想起一個案件：按照工農民警總局的上報，最近市區內出現了一個卑劣的反蘇團伙，而他們反蘇的方式和手段，就每天晚上出動，在市區內四處撕毀列寧、斯大林同志的畫像。
如果可能的話，維克托更愿意將這種事情看作是惡作劇，所謂案情的背后，可能就是幾個波蘭小孩子，最多就是幾個無所事事的年輕人，他們之所以這么做，最大的原因可能就是在父母那里，聽到了一些反感蘇維埃的言論。
但是在眼前這種時刻，他作為利沃夫的內務人民委員會負責人，卻不得不煞有介事的對這個案子給予高度關注，是的，這就是一個反蘇團伙在搞破壞，因為這個案子里有很強的政治性，他的態度反應的是他的政治立場、政治敏感性。
十幾分鐘后，吉普車停在了內務人民委員會的總部大樓前。
維克托從車上下來，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軍裝，這才邁上階梯，朝大樓的正門入口處走去。沿途，不管是負責警衛工作的哨兵，還是進進出出的工作人員，都紛紛停下來給他敬禮，這位還不到三十歲的年輕中尉，便是這個暴力部門的最高領導人。
一路回到自己的辦公室，維克托剛剛將軍帽摘下來，掛在門口的衣帽架上，就聽到自己剛剛關上的房門被人敲響了。
“進來，”他解開軍裝前襟的兩枚扣子，讓自己松了口氣，說道。
房門被人從外面推開，穿著軍裝的索菲婭從外面走進來，手里拿著一份文件夾。
“維克托，我有個不太好的消息，”站在門口，索菲婭揚了揚手中的文件，說道。
“說吧，反正最近從來都沒有過什么好消息，”維克托頭也不回的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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