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0年10月9日，臨淄府，元和縣（今澳洲帕拉馬塔市，悉尼以西18公里）。
此時，正值春耕時節，在高坪鄉大灣村的田間，一派繁忙景象。數十名農人牽著一匹匹健壯的馱馬，拖拽著幾架寬大的條播機，一字排開，在寬廣而又平整的土地上撒播著麥種。后面跟著十幾名農人，持著鐵鍬，不斷地將部分未覆蓋好的麥種細心掩埋。
這片農田占地約四百余畝，分屬十幾戶農人，但因為所種植的作物皆為小麥，且連成一片，故而，便自發組成了一個小型的農業合作組，在種植生產過程中互幫互助，統一耕作，統一管理，統一收割。甚至在秋收后，對所收獲的小麥，統一售賣與鄉里的糧食儲備站。
像這種由農民自發組建的小型合作、互幫互助的組織，在二十幾年前就已在各地陸續產生，其前提仍然是土地私有制，即土地是各家各戶的，合作組只是在農忙季節調配勞動力，并共同合買（租賃）馱馬耕牛和各種農機器具。
這些自發組建的小型農業合作組（社），據說是借鑒各地府縣政府最早組織的各類集體生產民屯。眾所周知，所有經政府組織而來到漢洲本土或者海外領地的移民，都必須接受政府的統一安排，無償服務三年。這些移民除了分配至城鎮中充當工人、學徒、伙計外，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會被組建成一個個生產民屯，在新拓的移民點開墾荒地，修建房屋，興修水利，將移民點逐步建設成為一個個成熟的村鎮。
在各個生產民屯，所有的移民都被統一組織起來，共同生活，共同耕作，共同收獲。另外，民屯的管理人員往往為了便于組織生產，通常會在連片的耕地上統一播種同樣的農作物。這種農業生產模式，既有集體農莊的管理雛形，也隱隱有后世規模化農業種植的影子。
但不可否認，政府組織下的民屯，雖然在管理和種植模式上比較粗放，但生產效率卻比一個個農戶的單獨種植模式，要高出不少。
每個移民服務三年后，政府會授田四十畝，而且其中可能還含有部分山地或者林地，僅憑借個人的力量，是根本無法將四十畝田地完全都用于耕作。當年政府考慮到漢洲本土的耕地比較貧瘠，產出不高，同時也為了給農人留出余地用以休耕養護，才定出的四十畝授田標準。
可是，隨著土地開發的逐漸成熟，地力的慢慢恢復，并且在當地農業技術人員的指導下，開始將此前農業生產中普遍存在的休耕模式，改為輪作模式，以充分利用土地，提高產出。在這種情況下，單個農戶不僅在生產組織效率方面，還是在抵抗各類風險方面（干旱，洪水，病蟲，農產品收購壓價等），都處于較為弱勢地位。
同時，分散、脆弱的農業個體經濟既不能滿足工業發展對農產品的需求，又有兩極分化的危險。畢竟，小農經濟增產潛力很小，而實現大規模的農業機械化又是一個非常長遠目標，現實的辦法主要是把個體農民組織起來，通過合作社的途徑發展農業，增加生產。
為此，農林產業部遂在漢洲本土和幾個海外領地的鄉村地區大力推廣和倡導組建若干農業合作社，形式不限，自發建立，農戶之間互幫互助，將農村地區原有的獨門獨戶式的個體農業生產方式，盡可能地發展成大規模，成片區的集約化種植模式，以提升農業生產效率，擴大農業產出。
“老耿，桂昌，歇一會吧。”走到地頭，潘化民直起腰來，伸手抹了一把額頭上的汗水，“大家伙喝口水，該歇歇了。”
“耕地播種就是要一鼓作氣，憋著一口氣搞完。要不然，一會喝口水，一會又歇下腳，如何在春耕的時節里，將麥種全部播完。……你們呀，才過了幾天好日子，就吃不了苦了？”耿開忠停下腳步，看了看田地，忙活了一上午，只是播種了不到五十畝，而屬于他的那份地，還沒播到位置，心下有些著急。
“老耿，瞧你這話說的。”潘化民笑著說道：“雖然你年歲大點，但也不能說我們比不上你能吃苦呀！都是種田的老把式了，而且咱們還有耕馬，有這先進的條播機，這半天的活計，可是相當于在大明兩三天的勞作量了。不是有句俗話說嘛，磨刀不誤砍柴工。累壞了身子，下不了地耕不了田，倒是次要的。萬一到了晚上，爬不到婆娘的床上，那可就遭罪了！”
“哈哈……”幾個農人聽了，不由哈哈大笑起來。
“……小潘，你擱著地里省著勁，就是為了晚上在床上好耕田呀！”
“怪不得，小潘家五年里生三個仔，合著白天晚上都在耕地，那可是真辛苦！”
“嘿，你們一個個呀，好像到了晚上都不耕地似的。”潘化民被眾人取笑，絲毫不以為忤。鄉野山村之中，勞作之余，除了聽聽村長讀報宣講官家的文告外，可不就是說些葷話，逗逗樂子，打發辛苦而又無聊的生活嘛。
“老耿，歇歇吧。”丁桂昌回頭看著幾匹耕馬已是大汗淋漓，呼吸急促，不停的甩著尾巴，“這幾匹牲口也需要喝點水，加點飼料，歇口氣了。要不然，使喚壞了，咱們還不得湊錢去賠？”
“就是，人不歇，牲口也要歇了。看這進度，三五天之內肯定可以完成所有小麥播種。”一個四十許的漢子說著，走到地頭，拿起一壺水，咕冬咕冬地大口喝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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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開忠聞言，無奈的搖搖頭，誰叫自己是個急性子呢，總想著，盡快要將手頭的農活一下子就做完，然后可以抽出時間去侍弄林地里的果樹和院子里的蔬菜，可以到鄉鎮里賣些零花錢。
“咱們齊國大王稱帝，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我們農人。這農稅在明年起就從15%調減為12%，足足給咱們老百姓降低了3個點的稅率。”耿開忠喝了幾口水，感慨地說道：“一想到明年地里的收成又能多落下一點，這心里著實滿足呀！”
“是呀，咱們齊國的大王是個好大王，現在稱了皇帝，也一定是個好皇帝！”丁桂昌附和道。
“那是當然的！”潘化民接過話來，“別說滿清韃子的皇帝沒法比，就是大明的皇帝也比不了。當年，我要不是吊著一口氣走到登來，然后又趁著黑夜抱著一根木頭，逃到長山島上，說不定早就被野狗吃了個干凈。本以為，加入齊國的自救軍，是自己一輩子過得最好的生活。卻不曾想，三年除役后，坐船來到漢洲本土，齊國真的給分四十畝地，還有兩間屋子。……嘿嘿，最讓我意外的是，還給發了一個媳婦，讓我得以傳宗接代，不至于斷了我老潘家的香火！沒說的，只要我齊國的皇帝一句話，就算是讓我現在去死都可以。”
“得了吧，別自不量力了，你一個小老百姓，哪有讓皇帝賜死的機會！”丁桂昌挖苦道。
“反正吧，咱們齊國的皇帝得民心，又是給我們分田分房，還給分媳婦。如今，更是想著我們小老百姓，又給降了農稅，這是仁政，是善政。只要皇帝需要，我赴湯蹈火，也在所不惜。雖然戰場拼殺的本事丟了不少，但咱敢舍去自己的命，去維護咱們齊國，維護咱們的皇帝。”
其實，齊國將農稅從20%下調至17%，仍舊比歷朝歷代的名義稅率要高出不少，不說西漢的三十稅一比不了，就是大明的規定農稅也只有5%-10%左右。但齊國的農稅不依附于人身，沒有人頭稅，只看田地歸屬。而且，政府在征收農稅時，沒有火耗，也沒有役銀，更是沒有地方政府層層攤派。
同時為了便于農戶繳納農稅，各地府縣會在鄉鎮設立糧站，按照國家統一的糧食指導價予以敞開收購。至于那些棉花、油料、甘蔗等經濟作物，政府也會給出一個最低指導價，并保底收購，以避免農產品加工企業刻意壓低收購價，損傷農民的經濟利益。
也就是說，齊國的農稅，只有內閣政府明面上規定的稅率，地方政府不得加派、加征，以及增加其他各種雜稅。
齊國農稅的計稅依據，分為以下兩種：一，按常年產量計算的農業收入，它是農業稅的計稅產量，不是實際產量，五年調整一次；二，按產品收入計算的農業收入，主要是農林牧產品的計稅依據，對列舉的農林牧產品，按產品的收入計算確定農業收入。整個計稅模式，簡單明了。
大明的稅賦大體分為兩部分，一類是田賦正稅，按照每戶擁有的田地面積來算，不過還要算上加耗（糧食的損耗和稅銀的重鑄都會產生損耗，大概另加征7%），洪武年間，征收總量固定在2700萬石左右，并且成為定額，這個數字終明一朝，都沒太大的變化。這么算下來，大明的田賦在歷朝歷代都不算高的。
窮苦出身的洪武皇帝初衷是美好的，盡可能降低子民的負擔。但造成的惡果也顯而易見。田賦作為國家的重要收入來源在數百年間不能變化，但政府的各項開支不可能保持不變，民間的生產力也一直發展。那么官府自然就會有其他方式來向百姓伸手要錢而且這種方式更加不受制度所約束。
大明田賦的另一類就是役銀。田賦收入均需解運至京，役銀便成為地方政府的行政經費。皇帝和各部衙門的各項額外開支，也通常通過“坐辦”的形式攤派到地方，轉化為額外的役銀。使得各級官僚上下其手，層層攤派。役銀被攤派到田賦之中形成的附加稅多達二十余種名目。
這么算下來，大明的農稅征收比率通常是在30%左右，甚至一些地區會達到40%-50%，再加上地主鄉紳的盤剝和壓榨，大明的農人負擔極為沉重。
另外，大明田賦的征收范圍并不僅限于耕地。桑樹、果園、魚塘、林地，甚至是瓊州府的棕櫚樹都被計入了征稅范圍之內，這也算是印證了什么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考慮到朝廷并不需要這些五花八門的產物，因此經營桑樹、果園、魚塘這些產業的農民在納稅時也同樣是用谷物來繳付。
大明的農稅在整個財政收入中占比近八成，而商稅卻只有可憐的兩成。而且，大明農稅征收也是趁逐年下降的趨勢。在萬歷年間，大明尚能征收農稅折算白銀2000萬兩、工商稅220萬兩、雜色收入348萬兩，合計財稅收入2652.6萬兩。到了崇禎年間，財政收入卻下降至400余萬兩，崇禎十七年更是只有幾十萬兩。
齊國去年的財政收入就突破了一千二百萬漢洲銀元，折算白銀約1500萬兩，而漢洲的人口規模才不過五百萬。
齊國的財政收入如此之高，依賴的并非傳統農稅征收，而是大量的商稅，以及政府控制的廠礦商社上繳的巨大利潤。在去年總的財政收入中，農稅只有區區兩百三十萬漢洲銀元，占比不到兩成。
因而，齊國的皇帝和內閣才發布詔令，將農稅征繳比率從15%下調至12%，這點財政損失，對于逐年增加的商稅和企業上繳利潤而言，可謂是微不足道。
而且，此舉不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經濟壓力，還可以進一步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為日益擴大的工業生產提供更多的農產品，并相應增加農民的農業收益。
穩定的農業生產環境，先進的農業生產工具，多種形式的農業合作組（社），以及逐步減輕的經濟負擔，就是為了在齊國工業革命進行的同時，先努力掀起一場農業革命。
人口、農業和工業方面的發展，將是齊國未來數十上百年經濟和社會變革的核心。這些變化，彼此互相影響，也和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其他變化交織在一起，共同構成齊國的工業、城市、民生和帝國的基礎。在這個基礎里，最不可或缺的條件就是一個人丁興旺、萬民溫飽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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