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0年5月15日，漢洲，建業（今澳洲達爾文市）。
“如何？”幾個印度商社的執事大掌柜見白遠貴步入廳堂，便擁了過去，眼神急切地看著他。
“成了！”白遠貴一臉喜色，將手里的一份文書拍在桌案上，然而大喇喇地坐在一張靠背軟椅上，“內閣次輔齊遠山已經點頭了，并給出了一份增加我印度商社授權的草案。”
一名大掌柜將那份文書從桌案上一把抓了過來，然后便急切的打開，旁邊幾個掌柜立時圍攏過來，探著腦袋去觀看。
“……為提高印度商社經營的獨立自主性和屬地事務處理的響應速度，內閣著命對外通商部授予予該商社如下特權：……”
“第一，授予印度商社當地的司法權和處置權，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制定的法律制應當以我齊國法律為基礎，可以變通，但不得有任何抵觸和相異之條款。……所定法律之條文需在事后提交大理寺備案審查。”
“第二、允許印度商社建立必要的要塞堡壘，并使用軍隊制式武器，即可設立商站或據點防衛設施，招募當地土人建立武裝力量，派遣武裝商船，運送彈藥，以及任命相應的要塞官員和指揮官。”
“第三、允許印度商社建立鑄幣廠，鑄造當地土邦貨幣，以及印度地區通用貨幣，供商社在印度使用。但是，鑄造過程、鑄造數量，以及鑄造規格必須由漢洲大錢莊派出官員進行必要的監督和審查，嚴禁回流漢洲本土及其他海外領地。”
“第四、允許印度商社在經營印度地區事務時，有宣戰或媾和的權力，但不得有損害漢洲本土和其他海外領地之權益行為。”
“第五、允許印度商社有權自行處理通過戰爭或者經濟手段得到的領土、據點或商站，包括但不限于交還、占有及其他處置。”
“第六、允許印度商社于印度地區建立地方自治政府，但必須接受本土內閣政府及軍部的指導和規劃。”
“……”
“這……，這些授權……遠超我等預期呀！”一名執事大掌柜驚喜地呼道。
“這內閣政府就不怕……，就不怕我等在印度……”另一名執事大掌柜說到半截，可能覺得話語有些悖逆，立時閉上了嘴。
其他幾名執事大掌柜聞言，頓時悚然一驚，不由面面相覷。
“嗤，你們都怕個甚！”白遠貴端著一杯清茶，嗤笑一聲，說道：“老孔，你也是昔日的登州老人了，你當年在海上與人搏命的膽子都到哪里去了？以至于政府給俺們印度商社一些足夠造反自立的特權，就嚇成這樣！”
“老白，慎言！”孔裕成瞪了白遠貴一眼，下意識地四下看了看，“你這老貨，莫以為憑借自己是登州老人的資格，便口無遮攔，肆意妄為！別以為大王念著舊情，就覺得那些黑衣衛、民調處的探子不敢動你？人家可跟咱們沒什么交情！”
齊天建制稱王已有十八年，威權日盛，昔日老資格的登州舊人，早已收去了輕視怠慢之心。并且，隨著齊國年輕一代的逐漸成長并進入政府、軍部關鍵崗位后，他們這些最早登陸漢洲的元老，基本上都退出了軍民兩政，然后在國內享受著無盡的榮華富貴。
可若是你敢生出或者做出什么悖逆的事情，不消說齊王僅一道諭令，便足可將你置于萬劫不復的境地，就是幾個黑衣衛或者民調處的探子，就能輕松將你拿下，要么發配到荒僻的海外孤島，要么讓你消無聲息地死在家中。
“老孔，俺知道輕重！”白遠貴說道：“再者，要說維護俺們齊國和擁護齊王，沒有比俺們這些登州老人更為用心的了。這份授權草案，你等以為齊王沒有點頭，誰敢做出？說不定，這其中某些附加追授的特權，還是齊王親自厘定出來的。以后呀，經略印度就要以俺們印度商社為先鋒，做政府不能做的事情，先蹚出一條路出來，為我齊國日后謀取一個巨大無比的殖民地區和無窮的市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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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一幫印度商社掌柜們為即將獲得一系列更為自主貿易政策和更優惠的特權，而歡欣鼓舞之時，漢明閣（內閣政府所在地）中的一間殿堂中，內閣首輔張文琪、次輔齊遠山（兼對外通商部尚書）、次輔畢正行（兼文教部尚書）、戶部尚書孫維建、工商部尚書欒金興、民政部尚書曹炬等齊國重臣，正在為日益嚴峻的財政問題而愁眉不展。
“漢洲大錢莊已明確表示，不能再以向政府借款的名義，額外鑄造更多的貨幣了。”戶部尚書孫維建苦笑著說道：“他們認為，漢洲本土投放的貨幣已然很多了，若是再增加鑄幣，勢必會造成國內市場物價的全面上漲，最終受損的將是國內普通民眾。另外，物價的全面上漲，也會影響到我齊國工業生產環節，抬高商品的出口價格，尤其是棉紡織品，受影響會更大。”
“可是，這個財政年度尚未過半，政府預算投入就已超過六成，若無額外的財政來源，怕是政府撐不到年底。”首輔張文琪皺著眉頭說道：“總不至于，年初的各項政府規劃就此擱置？要知道，七月，太子大婚，雖然是王室出了大頭，但我們內閣政府總不至于一點都不出錢吧。另外，規劃中的建（建業）新（新淮安）鐵路還要陸續上馬，這更是一筆巨額的投入。”
“要不然，將滯留在建業府、宣化（今帝汶島）、威遠（今新幾內亞島）地區的數萬移民就地安置，不再進行二次轉移，或可省出二三十萬元出來。”民政部尚書曹炬建議道。
“這么做的話，恐怕會讓那些早就做好移民接收工作準備的東南、西南地區府縣官員暴跳如雷，跳起腳來罵人了！”張文琪笑著搖搖頭說道。
“唉，誰能想到今年移民人數會比原計劃多出兩萬多人，以至于移民預算費用將超出四十多萬。”曹炬不由謂然一嘆，“而且，印度商社本該有的利潤分紅也暫時停了，這又少了幾十萬的收入。漢東商社要支援美洲分社的據點建設，南洋商社要支援南非商社的據點建設，導致這兩家今年的利潤分紅不增反降，以至于，影響到整個財政收入少了一大截。”
截止到去年底，齊國漢州本土及附近海外領地（不含琉球、呂宋及安南幾個海外領地，也未包括今年結束的移民季新增人口）人口規模增長至一百二十三萬余，其中出生人口就達八萬五千人，占新增人口的近五成。
雖然，目前齊國移民工作大部分都是由政府旗下的幾大運輸商社負責執行，海軍艦船從旁予以輔助運輸，理論上移民規模可以達到每年十二萬到十三萬左右。但考慮到齊國轄下的眾多艦船除了移民運輸任務外，還要執行其他商品轉運，武裝護航，或者參與大明境內的破襲、封鎖任務，這些運力并不一定會全部都會投入進來。
故而，移民部在去年提交移民費用預算時，在剃除了種種因素后，就以十萬的移民規模預算費用來安排今年的各項移民運輸和安置工作。
但萬萬沒想到，今年的自發移民人數突然猛增，無數大明境內、安南、暹羅、馬來半島，以及南洋地區華人搭乘各種船只，不畏艱辛，漂洋過海來到漢洲本土，以期謀得一份溫飽或者一份富貴。
隨著二十多年發展，齊國迅速崛起于漢洲大陸，并在南洋地區擁有絕對的影響力，兩次擊敗強大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僅憑數千人在大陸沿海地區，就能撬動和影響大陸局勢，還數次挫清虜于戰陣之上，建立了齊國赫赫不敗武功。至于周邊的安南、柬埔寨、呂宋、琉球，日本，乃至南洋地區眾多土邦王國，更是都曾領教過齊國的兵威之鋒，使得無人敢再小覷齊國的實力。
十余年來，隨著齊國勢力慢慢滲透和影響整個南洋地區，無數人不僅知道齊國兵威之盛，而且還聽說其國中富庶，人人都能吃飽飯，穿暖衣，有房屋住，以及會分得一塊能傳諸于子孫的土地。加上更有傳言，漢洲本土有金山數座，遍地都是金銀，要不然齊國如何會這般快速崛起？
懷著一份對財富的憧憬，對改變生活的夢想，對安定富足生活的愿景，無數大明境內的難民和散居南洋地區的華人，想方設法地搭乘一艘艘商船或者簡陋的漁船，義無反顧地往南方駛來。
面對數萬自發移民而來的漢人，齊國沿途各地補給點和本土移民接收官員，自然沒有理由拒絕他們的到來，并且還繼續按照正常的移民運輸和接待標準，予以非常盡心地安置和照顧。
如此一來，這些自發移民就占用了不少移民費用預算，以至于政府財政不得不額外拿出了三十多萬漢洲銀元，來應對這些多出計劃外的新增移民。
以齊國百萬人口規模，眾多的工坊廠礦，以及繁榮的海外貿易，使得政府每年財政收入達六百多萬漢洲銀元（折合白銀約七百五十多萬兩），相較于亡國時的崇禎朝財政總收入不到400萬兩白銀（當然，明朝還有價值近兩千萬兩白銀的實物稅收入），可謂財政充裕至極。
但齊國財政花費的大頭--移民費用，每年預算支出卻是在兩百六十萬左右，占了四成的財政收入。盡管移民運輸的主體都是政府控制下的運輸商社所為，但每個移民從登船運輸開始，到二次移民轉運、地方安置和后續的各項生活物資補貼，所需支出的費用達二十到二十五塊漢洲銀元，成為齊國內閣政府最大的財政支出費用。
齊國內閣的財政，除了個別年份稍有盈余外，基本上每年都是財政赤字，使得政府至今為止，已經負債三百多萬漢洲銀元，并且還隱隱有持續擴大的趨勢。
經過二十多年的政府運行，大多數官員已對貨幣和經濟之間的關系多少有些研究了，知道國內市場不能一味地投放過多的貨幣，以彌補政府越積越多的赤字。雖然，漢洲本土發現了幾座儲量豐富的金銀礦，尤其是數年前平滅了位于東北內陸地區所謂的大明王國后，據有山陽堡（今澳洲芒特艾薩市）那座超級銀礦（著名的坎寧頓銀礦），理論上可以為政府提供數之不盡的金銀。
但是，以齊國區區百萬人口，據有如此多的金銀又有何用？正如大王所說，金銀不過是一種具有一定價值的貨幣，是用于物資交換的媒介手段，每個人最終享用的，仍舊是實實在在的各類生產和生活物資。再者說了，在漢洲大陸周邊地區，能提供豐富生產和生活資料的國家只有齊國本身，完全無法做到那種豪氣地買買買模式。
“所以，這漢洲大錢莊給出的建議，發行政府國債，就是解決目前財政危機的唯一法子了？”張文琪沉聲問道。
“聽聞在歐洲地區，發行債券，籌措資金，向來是國家解決財政問題的一種有效手段。”戶部尚書孫維建斟酌著詞語，小心地說道：“漢洲大錢莊和漢洲進出口商業銀行擁有不少精通此道的夷人，建議政府可以仿商社和工廠為例，向市場發行債券，以獲取急需的資金。”
“國家向百姓借錢？”內閣次輔畢正行皺了一下眉頭，有些擔憂地問道：“此舉，是否有些孟浪了，多少有違國家體統。……大王那邊，會不會因此斥責我內閣政府荒誕無稽？”
“……應該不會。”內閣次輔齊遠山搖搖頭說道：“大王向來支持內閣政府革新要大膽嘗試，小心施政。凡是有利于我齊國發展，能改善和提升國內民生之舉，皆可行之。我建議，戶部和國內幾家錢莊好生合計一番，拿出一個可行的條陳出來，呈送內閣。只要我齊國能快速發展，財政收入呈不斷上升的趨勢，向民間借些債務，理應有能力償還。”
內閣首輔張文琪聞言，微微點了點頭，表示同意。
最早的國債，誕生于1262年的威尼斯。當時，為了籌措與熱那亞之間的戰爭費用而發行國債。但與之不同的是，國債過去都是由國王向金融業者或商人借款，而且常有賴賬不還的情況，使得由國王出面借款的信用度極低，讓商人們找盡各種理由拒絕借款要求。
而現代意義上的國債，則產生于英國。光榮革命后，國家主權由國王轉移到了議會，償清債務的對象由國王變成議會，擁有國家的主權者“國民”所交的稅，便成為了債務還款的保證，國債從此成了能夠確實回收的借款憑證，并開始被人們視為貨幣使用。
在一個多月后，齊國內閣戶部委托建業金融證券交易所代為發行兩年期五十萬漢洲銀元記名債券，利率百分之六，以國家財政稅收為還款保證，內閣政府為之背書，面向國內所有商社、工廠和普通民眾全面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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