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迪門在大致了解了本地的農業開發狀況之后，向張新提問道：“那么本地這些農民現在到底是在為你們工作，還是在為地主工作？”
張新解釋道：“根據合作方式的不同，雇工與地主間的勞動關系也是有差別的。有一部分地主是將土地完全委托給我們來耕種，他們只從每年的收獲中收取一定比例的土地使用費，就相當于是跟我們合股經營，但基本無需承擔經營過程中的風險。這種合作方式下，勞動力的費用消耗是由我們承擔，自然就是在為我們工作。你昨天在南海酒樓見過的那個黃子杰，他名下的土地就是以這種方式交給我們在打理。而另一種合作方式就是我們提供技術支持，人力由地主自行提供，這些農民就相當于仍然是在為地主工作了。”
范迪門想了想又道：“那想必還是后一種合作方式對地主的收益會更為有利一點了。”
張新點點頭道：“這是當然，但一方面從栽種到收獲期間的風險需要地主自行承擔，另一方面本地的勞動力價格實際是在逐年攀升，地主自行耕種土地的成本也會因此而提升。此外我們也會給予第一種合作方式的地主更多的優待，比如說擇優安排其兒女到三亞留學深造，這種機會可并不是誰都能享受到的。”
范迪門想想昨日宴席上黃子杰那興奮的神情，多少也能理解這種條件對地主們的吸引力。畢竟三亞是海漢人的大本營，未來極有可能成為海漢國的首都，能夠進入京城的高等學府里深造，這對一心想要改變家族命運進入社會上層的鄉下土財主們來說，絕對值得為此做出一些經濟方面的犧牲。
以這個時代遠東地區的社會結構而言，想要從山雞變鳳凰，要嘛寒窗苦讀考科舉入仕做官，要嘛就只有想法設法與社會上層人士聯姻。雖然后一種做法看起來似乎技術上的難度要相對小一點，但放在海漢卻是另外一種情況。
首先海漢社會結構中的金字塔頂部其實就只有幾百名海漢人，而其中有成家這種需求的可能也就一半不到，對象目標的數量十分有限。其次海漢人對于聯姻這件事的挑剔程度也是盡人皆知，不但要求女方身家背景干凈，長相如花似玉且身體健康，還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礎，純文盲基本沒機會成為首長們的身邊伴侶。
在種種條件下經過一番篩選下來，能有資格爭取這個機會的人還真是不多，反倒是去海漢人辦的學府中讀書來得容易一點。畢竟海漢對文化人的剛需是顯而易見的，只要有文化又忠于執委會，就能有很大的希望被吸納到海漢衙門里做事。
過去替海漢人效力似乎還算不得什么光宗耀祖的好差事，不少忠于明廷的人暗地里還會將其斥作叛國忤逆之舉，認為這是不忠不孝的表現。但隨著海漢的日漸壯大，還持有這種看法的人也在逐步減少，特別是海漢立國的風聲出來之后，民間輿論的趨勢也有了明顯的變化。過去海漢衙門里的職位往往被斥為“鷹犬”、“走狗”之類的代稱，但如今海漢要建國了，那哪怕是做個打雜的衙役，也能跟開國功臣沾上邊，這意義可就完全不一樣了。日后這海漢國中誰才是人上人，眼睛沒瞎腦子沒壞的人自然能分辨得清。
進入海漢學府深造——入仕做官——改變家族的社會地位，這樣的路線對于家境小康卻苦于沒有上升通道的地主階級來說，無疑是很現實的一條捷徑。不過海漢高等學府的確不是人人都能去的地方，要嘛是過去有出眾的成績，比如本來就已經考了大明的功名在身，要嘛就只有設法得到地方上主管文教事業的官員推薦。海漢將這些上升通道與日常的合作態度相掛鉤，換取地主階級在土地政策上的配合。在現在社會變革的大環境下，這種擺在明處的交易條件實在讓人難以拒絕。
雖然目前仍有一些地主在堅持自行雇傭農民耕種土地，但隨著社會主要生產關系的逐漸變化，他們也會意識到自己的行為與社會發展趨勢相悖，如果不做出改變適應這樣的社會變化，那遲早會成為被社會遺棄的對象。而能夠抓住這個歷史時機順應潮流的人，則極有希望成為新興政權建立之后的第一批得利者，并且以此為契機，成為海漢的擁躉和守護者。
范迪門對于海漢主導的農田種植能夠收獲多少水稻并不是很感興趣，東印度公司沒有能力也沒有興趣在巴達維亞組織這種大規模的糧食生產，他個人更感興趣的是弄明白海漢在改變土地政策的過程中是如何消彌了地主階級本應該會爆發的強硬反抗。
從張新的描述說明中，范迪門認為自己已經找到了一部分原因，海漢人在政治手段的應用方面的確有其獨到之處，能夠讓地主階級中的相當一部分人選擇利益交換而非對抗，時間一長這些人自然就會被同化到海漢的利益共同體之中去。
不過范迪門有所不知的是，原屬于大明統治地區的地主階級并不是沒有發起過反抗，而是試圖采用暴力手段反抗海漢統治的人全都在前幾年里被抓的抓殺的殺，反抗態度最堅決的那幫人早就已經被海漢當做典型給處理掉了，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1631年儋州刺殺案后被處理的相關人員，自那以后可就沒人再敢把反抗的意圖掛在嘴邊了。
在用暴力手段消除死硬派之后，再利用利益條件來引誘剩下的人就范，這樣的組合拳的確在瓊北地區取得了極為不錯的效果。雖說儋州鄉下還是有不少思想僵化的頑固分子不愿遵從海漢的土地政策和農業開發計劃，但也沒什么人敢再跳出來公開反對了，只 了，只能老老實實被現實一點一點地磨平棱角。
對東印度公司來說，這其實并沒有太大的借鑒意義，荷蘭人在南洋開辟殖民地一向都是暴力為先，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殺一波再說，從來沒考慮過要像海漢這樣細火慢燉的方式來治理地方。當然了，這也是跟荷蘭人所處環境有很大關系，他們與南洋土著在人種和文化上所存在的差異難以克服，如果不使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來處理，那么在人口規模上不具備任何優勢的外來族群將很難在這里立足。而海漢人與大明漢人同祖同宗，文化一脈相承，融合的難度就相對要小得多了。
范迪門之所以要研究這其中的來龍去脈，主要還是為了弄明白海漢人的行事習慣和考慮問題的方式。在他的前任科恩總督領導東印度公司期間，對海漢的政策顯然存在著諸多的嚴重失誤，前期對海漢缺乏足夠重視，放過了將其消滅于萌芽階段的機會；中期料敵不足，在沖突中數次敗在海漢手下，導致東印度公司的武裝力量大受折損；后期應變乏術，在與海漢的談判中沒能取得任何實質性的進展，以至于嚴重影響到東印度公司在東北亞地區的貿易運作。
范迪門上任之后面臨著戰后重建的諸多問題，但他還是特地抽出時間赴海南島考察，為的便是盡可能多地掌握海漢的相關信息，以便在后續的交往中能對海漢的意圖做出更為準確的判斷。范迪門現在也不求能逆轉形勢壓過海漢一頭，但至少能在雙邊談判中不要顯得太弱勢，特別是未來南海貿易聯盟這個商業組織中跨國貿易規則的制定過程能擁有一定的話語權，不至被海漢吃干抹凈一點還手之力都使不出。
海漢在施政方面的老練表現的確是讓范迪門有些驚訝，對海漢了解越多，他就越發感到這個群體的實力深不可測，除了極為高明的貿易手段和強大到幾乎無敵的武裝力量之外，沒想到海漢人對于如何管理好一個國家也有著明確的規劃。從目前走訪的這幾站來看，海漢在海南島上的統治基礎的確已經算是相當牢固，立國也說得上是水到渠成的舉措。
在花了兩天時間對儋州城周邊的諸多鄉鎮進行了巡視之后，考察活動才進入到下一個環節，對本地頗具特色的書院進行訪問。儋州一向文風興盛，是海南島上書院最為集中的地區，也算得上是三亞開埠之前的文化中心。諸多的書院為儋州培養了大量識文斷字的知識分子，而這其中有不少人都在近幾年里投效了海漢，因此執委會也一向對儋州的文教事業十分重視。這次主管海漢文教事業的執委寧崎巡視儋州，就專門安排了兩天時間，用以巡視本地的書院。
寧崎走訪第一家書院是儋州本地赫赫有名的白鹿書院，這間興建于北宋年間的古老書院，僅在大明統治的兩百多年間就已經出了六七十位舉人，這幾乎是在每三年一次的鄉試中都會有人中舉的頻率了。這樣傲人的成就也讓白鹿書院成為了整個瓊州島上首屈一指的教育機構，甚至還有不少學子從大陸跨海來這里求學。
海漢最初入主儋州的時候，這間書院還是比較矜持的，并不愿意放下身段與海漢在文教方面進行合作。不過在后來黃子星擔任山長的忠明書院被海漢以平叛剿匪之名連根拔除之后，白鹿書院也跟本地其他諸多書院一樣選擇了轉變態度，部分接受海漢在文教方面的安排。
海漢對書院教學的安排主要還是出于政治宣傳的需要，要求在文化課之余加入對海漢各種大政方針的學習。這種要求可不單單是部署學生自行研習的課外作業那么簡單，而是要在書院中開設專門的課程，由海漢從三亞派遣專門的教師過來授課。
海漢安排的這種課程有許多結合實際，針對年輕人制定的宣傳內容，趣味性遠遠超過搖頭換腦背誦四書五經，開課之后便迅速俘獲了年輕學子的注意力。而這個編寫課程的工作，便是由寧崎負責統籌并指揮完成的，他在穿越之前就是大學教師，對于年輕人的想法還是比較了解的。雖然這個時代的環境大不相同，但有些東西卻是與生俱來的，比如說知識分子對參政議政的興趣。
這些進入書院學習的讀書人，其目的可不僅僅只是為了能識文斷字而已，最終還是想要在科舉中考取一個功名，然后以此為跳板進入官場。要達成這個終極目的，除了文學上的造詣之外，還有不可或缺的一項素質就是政治方面的覺悟。而海漢這邊所制定的授課內容，就是分析大明這兩百多年統治期里一些影響力比較大的施政綱領和措施，比如頒布《大明律》、實施海禁、分封藩王等等。
這些事原本是沒人敢拿出來隨意討論的，一個不小心就會被扣上“妄議朝政”的罪名，但海漢安排的課程中卻是將這些政策當做案例來對其所造成的影響進行分析，詳述其中的利弊得失。而這對于有心從政又嚴重缺乏官場經驗的讀書人來說，無疑是極具吸引力的課程，從這門課程中他們可以了解大明朝廷制定政策法令的過程，以及站在海漢角度所作出的種種解析評論。
別人不敢議論的事，海漢就沒這種顧忌，而且觀察問題的角度和剖析問題的深度都遠遠超出了這個時代普通民眾的見識，書院的學子們由此接觸到了一個全新的世界。這種有針對性的宣傳不僅會讓他們意識到大明政治制度的局限性和弊端，同時也能了解到海漢是如何通過施政措施來避免重蹈覆轍，并且采用了諸多比大明更為高明的手段來達成安內攘外的政治局面。雖然這種課程的政治宣傳意味濃厚，但對學子們來說卻是充滿了新鮮感，往往聽過一次課程之后就很難擺脫其吸引力了。